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88年,我(大卫)的堂兄道格从加拿大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父亲住院了。道格说话的语气令我觉得他有些言外之意,但我也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于是我打电话给医生询问详细情况。医生说我父亲入院的原因是服用安眠药过量。医生并没有说这是一次偶然的失误还是故意的行为,但我头脑中却有种感觉,父亲是故意过量服药的。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医生我父亲是不是尝试自杀。医生兜了一会儿圈子后,肯定了我的猜测。于是,我下一个电话就是订机票去看望父亲。

在前往温尼伯2的路途中,我开始梳理自己的思绪,这时候,我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想要自杀。不到两周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他表现得一切正常,或者,至少可以说和从前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到底是哪里发生了变化?为何他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与我了解的他的心理状况并不相符。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将其中的原因弄清楚。了解父亲自杀的原因是第一步,解决这个问题后,下一个目标则是要劝说父亲放弃那个念头。

当我询问父亲他自杀的原因时,他告诉我因为他腿疼总也不好,这令他十分痛苦。父亲是个非常活跃的人,热爱运动,当时他已经78岁,但仍然每天骑自行车锻炼20~30英里。当他不可能再从事那种活动后,生活乐趣自然会减少许多。于是,我问父亲,倘若外科手术能够治好他的腿痛,他是否还是想自杀。“当然不会了,”父亲回答说,“但谁能保证疼痛真的会消失呢?”“我也不知道,”我回答说,“但我们应该找人解答这个问题。”

于是,我咨询了医生,了解到通过手术改善他的状况的可能性很大。“太好了,”我说,“那我们就安排手术吧。”但那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我父亲的情况并不十分严重,不需要立刻手术,而在加拿大社会化免费医疗体系下,手术必须排队。考虑到父亲的年龄和病情严重程度等因素,他可能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排得上手术。

这些信息对父亲来说也是新消息。他甚至都没有咨询过医生到底可不可能通过手术来解决问题,就想当然地以为没有办法治愈了。仅仅是手术治愈的可能性就带给了父亲一线希望,即使那意味着要等上好几个月。父亲的心情轻松了一些,但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过了一阵,他又开始忧虑起来,不愿意再继续忍受几个月的疼痛之苦。

但是,我知道还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没有必要在加拿大等上几个月,因为在彼岸的大福克斯3或者法哥4,我们完全可以自费进行手术,无须等待。

“可那会不会很贵啊?”父亲问。我告诉他的确会很贵,估计要花费2万美元左右(按照1988年的水平计算)。但是,我指出他的房子已经没有贷款,此外他还有5万美元的存款,而且他各种养老金加起来要超过他每年的消费额。“但是,我希望在遗嘱中能给你和阿普利尔留点儿东西。”他回答道。“支付手术费后,你仍然可以给我们留点儿财产。只不过少了一些而已,”我说,“而且,我宁愿放弃我那50%的遗产,让你多活几年。”

父亲终于被我说服了。然而,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很快又会产生新的想法,这些想法又会挑战之前的结论。午饭后我再回到医院时,他反悔了。于是,我们再次进行了一番分析论证,他又接受了我的观点。星期六吃过晚饭后,他又有些动摇,不过这次他反对的程度并不强烈。到了星期日早上,他仍然不太坚定,不过很快又想通了。星期日下午,他吞吞吐吐地为我分析起其中的逻辑关系来。最后,他说:“我先看看医生能不能为我提前安排手术。如果实在不行,一两周后你就来接我去法哥手术。我有能力支付手术费用。”而晚餐过后,他已经能够流利地分析其中利弊,而且没有丝毫犹豫了。星期日晚上,我开车回到温尼伯的旅馆,准备第二天清晨启程返回蒙特利。一路上,我心情舒畅,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特别满意和自豪。前去温尼伯时我只有一个小目标,即弄清楚父亲自杀的原因,而离开时却实现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为父亲如何规划未来理清思绪。那天晚上我去看了一场电影,电影名叫《为人师表》5,影片讲述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微积分老师教授旧城区贫困学生的感人故事,那真是一部好电影。特别是在教我父亲(一名出色的数学教师)如何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创造更好的选择(本书第8章将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之后,观看电影时我的感触更深。在这个例子中,我使用的其他技巧包括探究变量——他腿部的疼痛(参见本书第4章),思考真正的价值(本书第3章)。(一些读者可能好奇最后的结果。第二周,父亲的腿部情况恶化,于是排到了手术名单的最前列。所以,他在加拿大免费进行了手术。那之后,他又继续生活了9年,我们的关系自那以后也更加亲密。父亲87岁辞世,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