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往宝马车里弹烟灰的人是车主还是偷车贼?

起初,我并没打算像构思推理小说一般,精心策划本书的写作。我常常会从报纸、杂志中收集一系列剪报,无意中,这竟成为本书的缘起。我有一个习惯:每当我看到一篇文章,讲述某人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发现时,我就会把这篇文章剪下来,摞到我的案头。如果我在访谈或者聊天中听到了有趣的故事,我也会把它们整理记录下来放到这一摞材料中。跟我所做的其他主题的剪报一样,每当桌面地方不够时,它们就会被别的东西压到下面。然而,跟其他剪报不同的是,这摞剪报一直都被我保留着。有时候它完全被淹没在灰尘之中,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发现一篇新的文章需要被归纳到这摞材料中,于是它们又会重见天日。在我偶尔进行大扫除的时候,还有很多类似的材料,它们不是被我弃于垃圾桶,就是被束之高阁,存放到文件柜中。可不知道为什么,唯独这摞材料得以幸存。我之前并没有打算用它来完成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只是喜欢将一些新的剪报归入其中。每隔几个月我就会把这些剪报拿出来翻看一下,细细品味这些故事。

怎样的故事会被我放到这摞材料里?我在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有两名警察,他们开车堵在了路上,颇为耐心地等着。他们在做例行巡查,那天早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开车的是年长一点儿的警察,这个故事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他为他的同伴感到非常骄傲。当这两个警察在等红灯的时候,那位年轻一点儿的警察看到一辆崭新的宝马车停在他们的正前方。车里的司机深吸了一口香烟,然后把香烟从嘴里拿出来,接着把烟灰直接弹在了车内。

“你看到了吗?他刚刚直接把烟灰弹在了自己的车内。”那位年轻的警察说道。他难以相信眼前的这一幕。“这是一辆新车,他居然直接把烟灰弹在了车里面。”这是他的洞察力。什么样的人会把烟灰弹在一辆崭新的车里?肯定不是车主,也不会是借朋友车的人,最大的可能性是刚刚偷了那辆车的人。年老的警察讲道:“我们锁定这辆车,拉响了警报,呜呜!紧追这辆被偷的车。观察太细致了!他真是一个天才。我当时真想一把抱住我的同伴,他真是太聪明了。”

我很喜欢这种类型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都是聪明人,他们能够注意到一般人所忽视的东西。大众媒体常常只会讲述各种让人感到压抑的故事,指出人们是多么不理性,多么心存偏见。而这些获得了洞察力的人的故事,仿佛是一剂新鲜的解药。当我整理类似这位年轻的警察做出敏锐判断的故事的时候,心情总是特别愉快。

改变这一摞材料命运的,是我发现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无法解答。我是一位心理学家,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一直都在观察研究人们是如何制定决策的。各种各样的公司或者团体经常会邀请我发表心理学方面的演讲。2005年,我了解到一个叫作“积极心理学”的运动。这一运动是由一位名叫马丁·塞利格曼的心理治疗师发起的,他认为自身的职业有失偏颇。以往,治疗师的工作是要减轻那些心理失常、饱受精神折磨的人的痛苦。然而,减轻他们的痛苦,只不过是让他们回到起点。如何使他们发现自己经历中积极的一面呢?塞利格曼试图寻找一种方法,能够帮助他的客户增添生活的愉悦,丰富生命的意义。

我觉得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同样适用于决策制定。决策制定的研究者们都在试图减少人们做决定时犯下的错误。这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同样需要帮助人们丰富他们的经验,从而做出更具远见的决定。从2005年开始,我就在自己的演讲中增加了一页幻灯片,通过一上一下两个箭头来阐释我的想法。这是这张幻灯片的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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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拥有更好的表现,我们需要做两件事情:向下的箭头表明我们需要减少错误,向上的箭头表明我们需要增加洞察力。这两方面都做好了,人们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表现。向下的那个箭头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减少错误的办法。不过,即便我们消除了所有的错误,我们还是没有获得任何洞察力。减少错误并不会帮助我们抓住一个在错误时机弹烟灰的偷车贼。

理想状态下,减少错误似乎也能够帮我们获得一些洞察力,但是我对这种说法持保留态度。对于这两个指向不同方向的箭头而言,我怀疑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当我们花费了过多的精力,想方设法地减少错误的时候,我们更加不可能获得洞察力。获得洞察力与防止错误是两回事。

每当我在研讨会上展示这张幻灯片的时候,许多听众都对此表示赞同。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公司全部都是向下箭头的思路。公司压抑了他们想要在工作上发挥更多洞察力的想法,这种做法让人心灰意懒。公司再三强调,一定要减少错误。或许对于管理者而言,减少错误比鼓励洞察力更为容易。毕竟,错误都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付出代价,也会使人颇为难堪。

不过,我也遇到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推进向上的那个箭头?”听众们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增加洞察力。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怎样增加洞察力?我不得不承认,对此我一无所知。每当我跟听众坦白这一点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发出一阵同情的笑声。不过,他们也希望如果哪天我知道了答案,一定要再回来告诉他们。

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参加了一个这种类型的研讨会。在回美国的飞机上,借着长途飞行的时间,我仔细思考如何推进向上的那个箭头。我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在向上和向下的两个箭头之间取得平衡。这时,我想起了我做的那堆剪报,它们正在家里等着我呢。

于是,自从2009年开始,我便开始着手研究洞察力,我开始收集更多的例子。每当我在报纸杂志上见到这种故事,我就会把它剪下来,我并没有刻意地寻找。我想探究人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到底是如何灵光乍现、洞悉明理的。大部分关于洞察力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作为研究对象的本科生们需要去解决一些人为制造的难题。但我希望能够研究在正常环境中,人们是如何获得洞察力,从而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的。

我没料到接下来的几年中,我的心思完全扑在了这个项目上。我也没料到自己将卷入一团迷雾之中。

实际上,我卷入的不是一团迷雾,而是两团迷雾。第一团迷雾是:是什么激发了洞察力?为什么我们能在一堆毫无关联,有时甚至是完全矛盾的事实、事件和印象中拨云见日?

在我卷入第一团迷雾后,第二团迷雾接踵而至(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是什么阻止了我们的洞察力?有时候当它已经近在咫尺、唾手可得时,为什么我们还会视而不见?甚至当有些人已经有了意外发现的时候,为什么还是无法击中要害、得其要领?

在我试图拨开第二团迷雾的时候,我又开始为第三个问题所困扰,这个问题比迷雾来得更为复杂:有没有什么实际的办法能够增加人的洞察力?这正是我的听众们想要知道的,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将会讲到。我现在扯得有点儿远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想更好地明白人们在获得了洞察力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是我所收集的一些故事。

一场偶然的研讨会成就了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马丁·查尔菲说起话来声音温和,谈起复杂的问题时也总是泰然自若。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科学系的一位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昆虫的神经系统。差不多是25年前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生物科学系举办了一场非正式的午间研讨会。查尔菲参加了这场研讨会,但研讨会的主题并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一个小时以后,当他走出会场的时候,他的脑海中已经酝酿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借助荧光来观察生物活体中的生物反应过程。这一想法在之后被证明价值百万美元。查尔菲的这一想法类似显微镜的发明,能够让研究者看到之前所看不到的东西。2008年,他因为这一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其实查尔菲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查尔菲是在哈佛大学就读的生物化学专业,但在大三结束的那个暑假,他在实验室的经历简直像噩梦一般,于是他厌弃了成为一名研究人员的想法。大四的时候,他修完了所有的专业课,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修读法律、戏剧和苏联文学的课程上。他并不知道自己毕业以后的发展方向。1969年,当查尔菲毕业以后,他在父母的制衣厂开始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同时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走读学校兼职教书。不过,当他之前的一个实验项目得以发表时,他又重获信心,申请去哈佛大学的研究院读博士学位。1977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

2008年10月,当诺贝尔奖委员会试图联系他时,他正在睡觉,完全没有听到电话铃声。后来,他终于睡醒了,起床后他想起当天会颁发诺贝尔奖。对于自己得奖的事他毫不知情,还以为是别人拿到了这个奖。他自言自语道:“好吧,这次会是哪个书呆子得奖呢?”当他打开电脑,登录诺贝尔奖网站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就是那个书呆子。

那次研讨会的经历,开启了他通往诺贝尔奖的道路。当时,查尔菲正在研究昆虫的神经系统。他所研究的昆虫的皮肤正好是透明的。这样一个偶然的特征其实对他当时的项目并没有什么用。为了研究昆虫的神经,查尔菲的助手需要杀死昆虫,从而检查它们的组织。对于这些实验操作方法,查尔菲并没有多想,因为对于像他一样的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标准的操作流程。

查尔菲所在的系里每周二都会例行举办一次研讨会。在1989年4月25日的那次午间研讨会上,有一位演讲者讲了一些问题,查尔菲对此并没有特别感兴趣。当时,这位演讲者描述了水母能够制造可见的光,让其自身发光。并声称1962年,一位日本科学家发现了能使水母发出绿色荧光的蛋白质。当你用紫外线照射这种蛋白质的时候,它便会发出绿色的光。

这一刻,查尔菲灵光一闪。他突然想到,如果他把这种绿色的荧光蛋白质(GFP)注入他所研究的透明昆虫的身体,然后用紫外线光来照射它的话,他便可以看到蛋白质的流向。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追踪到GFP所流经的地方的细胞。查尔菲想,“我在这个透明的昆虫身上做实验,一定会非常有用!我就可以在活体动物身上看到细胞了。”

查尔菲对研讨会上其他的内容已经没什么印象了。他当时忙着做笔记,记下如何使用GFP来作为生物手电筒。

如今,这些生物手电筒在分子生物学中被普遍使用,也造就了一个价值几百万美元的产业。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克隆制造了GFP,这样,技术人员不再需要通过许多条水母来提取它。现在,GFP也多了一些其他颜色,例如蓝色、蓝绿色还有红色。除了水母和昆虫之外,GFP也可以很轻易地被注射到各种生物体当中,用途多种多样。科学家们把GFP加入一种病毒,然后再注入老鼠的体内,他们就能观察到病毒是如何在前列腺细胞中生长的,以及这些细胞的生理变化。GFP还可以被加入连接神经细胞之间的细胞之中,这样外科医生在手术中就能清楚地看到神经纤维束,防止出错。

这种蛋白质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用途。一种用途就是检测污染。当GFP被注入一种细菌当中的时候,如果污染程度越严重,它就会越亮。GFP也可以被用于农业,农民无须再给整个田地喷洒农药。相反,他们可以跟踪到哪些庄稼正经受害虫的侵袭,然后直接对这片庄稼喷洒农药。还有一些技术专家们在研究能否种植自身发光的树木来取代路灯,这样就能照亮更多的地方,也可以节约能源开支。有一只名为“小红”(是红色小狗的简称)的小狗,它是一只克隆的小猎犬,也是世界上第一只转基因的小狗。当它体内的蛋白质被照射的时候,它的身体会发出红色的光。

查尔菲有关发光蛋白质的发现来源于各种想法的碰撞,这是一种典型的获取洞察力的方式。他在获得这一洞察力之前没有任何征兆,就这样灵光一闪。仿佛是情感的迸发,突然而来的一阵刺激。这样的洞察力是从一系列的概念中萌生出来的——透明的昆虫,还有发绿光的蛋白质。查尔菲的发现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在那场研讨会之前,他的工作重心是研究昆虫的神经系统,而研究方法则是次要的。但在那场研讨会之后,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他想出来的新的研究方法上。

这次研讨会上的其他参与者,没有一个人能想到这一点,因为当时只有查尔菲自己是研究透明生物体的。这种洞察力源自创新,它催生了新的发现——查尔菲能够通过绿色的荧光蛋白质来观察生物活体的神经元是如何工作的。

如果我们想要归纳一下洞察力是如何产生的,并且用盖革计数器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可以先从这些线索入手:一个突然的发现、一阵突然而来的刺激、一系列能够串联起来的想法、一种对新方向的自信。虽然其他人也接收到了相同的信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发现。如果出现了这些线索,往往意味着洞察力已经出现,它们就像查尔菲用来追踪活体生物过程的绿色荧光一样。

不知名的金融分析师花10年时间揭穿庞氏骗局

大部分有关哈里·马可波罗斯追踪伯纳德·麦道夫的故事,都是围绕麦道夫本人以及他是如何在2008年被捕之前策划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而展开的。但是,鲜有人提及金融分析师哈里·马可波罗斯,早在1999年,他就确信麦道夫在实施欺诈。在接下来的10年里,马可波罗斯持续追踪麦道夫,就像《悲惨世界》中的警长沙威一样,对冉 · 阿让紧追不舍,想要把他绳之以法。只不过,比起从扫烟囱的人那里偷取40苏硬币的冉·阿让,麦道夫的罪行可大多了。马可波罗斯跟沙威一样执着地追踪麦道夫,坚信犯法之人不应当逍遥法外。

马可波罗斯在2000年的时候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揭发了麦道夫的行径,一直到2008年麦道夫自首,马可波罗斯都没有停止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警告。然而,每一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都对马可波罗斯的警告嗤之以鼻。他们一直视马可波罗斯为怪异之徒,因为麦道夫拥有很高的名望,是纳斯达克的前主席,也是一位交际广泛的慈善家。彼时的麦道夫是美国证券业协会的董事,而马可波罗斯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前者光鲜亮丽,后者狼狈不堪;前者镇定自若,后者情绪激动。马可波罗斯也承认自己有点儿古怪,例如他给自己的双胞胎儿子分别取名为哈里·路易和路易·哈里。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没有一些倔劲儿,是不会像马可波罗斯那样进行这场旷日持久的调查的。

虽然说在金融服务业,马可波罗斯其实是麦道夫的竞争对手,但这并没有帮助他树立起自己的信誉。除此之外,他还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暗示想要从中得到报酬。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于马可波罗斯控告麦道夫的动机难免有所怀疑。

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冷淡反应,马可波罗斯有他自己的解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并没有把如何侦查这种重量级的诈骗案很好地设计进它们的体制中。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没有能力来调查如此复杂的诈骗案。马可波罗斯本人觉得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政府机构,更倾向于保护华尔街,而不是去调查那些诈骗犯。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探索类似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为何会扼杀洞察力。我对马可波罗斯的兴趣始于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他从一开始就认定麦道夫不是清白的?他是如何做到的?

1999年,马可波罗斯在波士顿的城堡投资管理公司工作。当时,他有一位名叫弗兰克·凯西的同事,这位同事向他提出了一个挑战,要他做出像伯纳德·麦道夫的投资公司那样好的业绩。马可波罗斯非常怀疑,怎么可能有人达到如此稳定的回报率,不过他同意去研究一下麦道夫是如何成功的。在这件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马可波罗斯当时还是一位注册舞弊审查师(简称CFE)。

起初,马可波罗斯只是感兴趣麦道夫是如何运营公司的。“我们并没有刻意去寻找犯罪的事实,我们只是想看看他是如何取得惊人的业绩的。”他拿到了麦道夫对冲基金的对外公开数据,几分钟之内,他就意识到有问题——账目的数字不合情理。据说,麦道夫采取的是一种保守策略,并不旨在获取持续的利润。然而,麦道夫投资的获利却一个月比一个月更为丰厚。实际上,7年以来,麦道夫只有3个月有亏损纪录。

在马可波罗斯的著作《没人听》一书当中,他描述了他在第一眼看到麦道夫的业绩报告时的反应。“我瞄了一眼那些数据……就立刻知道它们不合常理。我就是知道。我开始摇头。我知道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的威力有多大,但是麦道夫的这一套手法非常拙劣,实在是漏洞百出,我想不通它为何居然还能行得通,更不用说获利颇丰了。在业绩报告的最下面,还有一个表示麦道夫利润回报率的图表,呈45度角稳定上升的趋势,这种图表在财务上根本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几分钟之内,我跟弗兰克说:‘这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有问题。’”麦道夫在这么多年里声称自己拥有非常可靠稳定的回报率,相比之下,这些不合常理的地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虽然说马可波罗斯怀疑麦道夫非法篡改他下单的日期,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麦道夫究竟是如何进行欺诈的。麦道夫有可能是在经营一场庞氏骗局,但是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看来似乎有些牵强。

突然之间,马可波罗斯敏锐地意识到麦道夫一定是在欺诈。就像查尔菲还有那个年轻的警察一样,这个想法来得非常突然。作为一名反欺诈调查员,马可波罗斯有着丰富的经验,能够发现别人注意不到的可疑现象。这些可疑的现象对于像马可波罗斯、查尔菲以及那位年轻的警察这些人来说非常醒目,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经验背景也没有接受过训练的人来说,则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

马可波罗斯、查尔菲还有那位年轻的警察,他们的信念系统都经历了转变。当他们有了敏锐地发现之后,他们都做出了跟之前不同的一些判断。对于马可波罗斯而言,这些发现跟他之前的判断是完全相反的。在马可波罗斯看到报表之前,他无法相信像麦道夫这么德高望重的一位名人会参与手段如此拙劣的骗局。在看过报表之后,马可波罗斯想知道的,则是麦道夫究竟是如何维系这场骗局的。

不过,查尔菲、马可波罗斯和年轻的警察的故事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有所不同。查尔菲融会贯通了不同的想法。马可波罗斯和年轻的警察能够注意到一些自相矛盾的数据和事实。查尔菲的洞察力源于一系列不同想法的碰撞,而马可波罗斯和警察的洞察力,则源于对某些事实的怀疑——这些事实就算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非常可疑的。

当我研究案头的这摞材料时,我立刻意识到,这些故事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之处,我怀疑我无法在这些关于洞察力的材料中找出一个规律。接下来是第4个故事。

第一个发现艾滋病的人

医学博士迈克尔·戈特利布是第一位公开发表关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艾滋病)这一传染病的人。在拿到医学博士学位之后,戈特利布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在斯坦福大学从事免疫系统的研究。1980年,戈特利布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助理教授一职,负责研究辐射对于老鼠免疫系统的影响。1981年1月,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交给戈特利布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例——一位31岁男人的喉部患上了酵母菌感染,感染非常严重,导致他难以呼吸。戈特利布知道,这种病症通常会发生在那些免疫系统有缺陷的人的身上。

戈特利布给病人验了血,验血结果非常不合常理。我们的免疫系统中有各种不同的白细胞,辅助性细胞负责启动身体的免疫系统。它能够触发抗病细胞,让身体产生更多的抗体来摧毁入侵的微生物,而抑制细胞则负责调节免疫系统。我们的辅助性细胞多于抑制细胞,尤其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但是,这位病人的情况完全相反。他的抑制细胞多于辅助性细胞。实际上,他几乎没有任何的辅助性细胞。不管他得的是什么病,这种病只摧毁了他的一种白细胞,也就是他的辅助性细胞。对于这样的化验结果,戈特利布找不到任何解释。

几天之后,这位病人开始发烧,并且患上了肺炎。戈特利布准备对他的肺部组织进行化验。这位病人所患的是肺孢子菌肺炎,这种类型的肺炎由一种真菌引起,它会攻击纤维化的胸膜,并阻碍氧气输送到血液的过程。这种酵母样真菌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健康人的肺部,但它很少会大规模暴发,除非人的免疫系统出现问题。肺孢子菌肺炎常见于癌症病人、接受了器官或者骨髓移植从而需要药物来抑制免疫系统的病人、早产儿,以及老年人的身上。健康的年轻成人是不会患上这种病的。因此,戈特利布又获得了一项证据,证明这个病人自身的免疫系统有问题。

戈特利布还记得关于这位病人的一些其他事情。这位长相迷人的年轻人是一位模特,还做过隆颧骨的整形手术。这位病人搬到了洛杉矶,过着同性恋的生活。戈特利布曾经无意中听到他跟一位朋友吐露心声:“这些医生说我是‘扮装王后’。”这么直白的表达,在如今而言非常普遍,但是在30年前则很难被人接受。跟大部分人一样,戈特利布当时听了觉得很不舒服。

几个月以后,戈特利布给洛杉矶地区另外两个病人做了检查,他们也有同样的症状,之后也都患上了肺孢子菌肺炎。戈特利布觉得这两位病人跟他之前的那位病人的情况很像,他还发现一个巧合的地方,那就是这两个人也是男同性恋者。

到了1981年4月,戈特利布又接诊了第4位和第5位患有肺孢子菌肺炎的病人,他们所有的症状都非常典型:淋巴结肿大、高烧、体重减轻,以及非常糟糕的酵母样真菌感染。跟之前的3位患者一样,这些病人也是男同性恋者。

为了尽快向外界发布信息,戈特利布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上发布了他们的发现。这是第一篇关于这一流行病的公开文章,这一流行病在后来被称作“艾滋病”。戈特利布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81年6月5日,题为“肺孢子菌肺炎——洛杉矶”。

戈特利布的洞察力,源于一个非常可怕的固定模式。他并不知道这种巧合是如何而来的——他的发现还没有深入到那个地步。他只是觉得,这种类型的病例似乎是一种不祥的预兆。在1981年12月的时候,戈特利布对肆虐的艾滋病还没有什么概念,但是到了次年5月,他就已经发出了警告。他的信念系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的工作重点也发生了转变。他开始专门诊治艾滋病病人。多年以后,戈特利布第一个诊断出演员洛克·哈德森患有艾滋病。哈德森是一位身高6尺5寸(约198厘米)的传奇演员,经常被杂志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男主角。他是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名流,他的去世使得艾滋病为公众所认识和了解。

戈特利布把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艾滋病研究。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了50多篇关于艾滋病的论文,并在艾滋病病毒抑制药物齐多夫定(AZT)的早期临床试验中担任研究员。他也是全美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这一个慈善组织是在从洛克·哈德森的资产中受赠250 000美元后所成立的。该慈善组织的另外一位创始人是伊丽莎白·泰勒,随后,戈特利布以及其他两位医生由于为她超量开止疼药而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医疗委员会的谴责,戈特利布的个人名誉也蒙受了损失。

跟前面3个例子不同,戈特利布观点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一个一个的病例中慢慢发现的。他在1月份的时候仅仅是觉得很好奇,到了2月,他碰到了第二个、第三个艾滋病例,然后从第四个、第五个病例中发现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他的好奇变成了怀疑。戈特利布的洞察力源于发现固定的模式,跟查尔菲、马可波罗斯还有那个年轻的警察完全相反,查尔菲是在偶然的机会中把看似无关的想法联系在了一起,而马可波罗斯和那个年轻的警察则是在矛盾的事实中获得了洞察力。

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关于洞察力的故事

洞察力并不是只属于那些诺贝尔奖得主、大盗神探手,或者说新型流行病的解码者。人们一直都有洞察力,有时候我们也能注意到它的存在,例如那个发现偷车贼的年轻警察的故事。这些洞察力往往微不足道,如果我们不把收集洞察力的故事当成一个爱好,一般是不会注意到它的。例如,我有一次预约好了在星期一的时候把车送到维修店,但是那天下午,我的维修师傅唐·弗莱森打电话告诉我说,他手头的事情太多,要到星期三才能修我的车。不巧的是,星期三是感恩节的前一天,我和我的妻子海伦在那天早上会开车离开城里。我不想整个周末都把我的车留在唐的维修店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家门前的车道上连一辆车都没有的话,看上去会像一座废弃的房子,我担心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

我请唐修完车以后把车停到我家门前,我家离他的维修店只有5分钟的车程。虽然说这么做给他添了麻烦——他需要请人跟他一起开车过去,这样他在把车送到我家之后才能再搭车回去,但是因为我在他那里修了几十年的车了,所以他立刻同意了。

过了几个小时,当我跟海伦在餐馆吃饭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我可以直接给唐留一把备用车钥匙。当他有空来修我的汽车的时候,他可以把他的卡车开到我家,然后驾驶我的车返回店里,修完车以后,再把我的车开回来,把他自己的卡车开回去。这样的话,我家车道上就一直会停着一辆车,唐也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安排。

跟查尔菲、马可波罗斯还有年轻警察不同的是,我这个小小的洞察力是潜伏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出现的。我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冒出了这个想法,此前并没有任何新信息的输入。在那天之前,我在唐那里修车的惯例都是我把车送到他那里,然后海伦会把我再接回来。等车修好以后,唐会把车开过来送给我,然后我再开车把他送回他的店里。我从来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把交车改成交钥匙。

我想到这个解决办法,算不上是发挥了什么巨大的创造力。这只是一个例子,通过它,你可以看出我们生活中的洞察力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为常见。

我们天生倾向于寻求洞察力。我们会像戈特利布那样寻找固定的模式,也会像查尔菲一样去发现事物之间有可能非常重要的相互联系。我们会像那个年轻的警察和马可波罗斯一样注意到矛盾的事实,在发现可能颇为重要的不同寻常之处时起疑心。当我们找到更好的做事方法,或者发现了新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兴奋不已,就像我想到交车钥匙的解决办法,或者像查尔菲想到荧光蛋白质一样。有很多人会花时间玩一些类似拼图之类的游戏,这些游戏都非常需要洞察力,当人们绞尽脑汁想出了解决办法的时候,会感到这个过程非常有成就感。我们天生就喜欢寻找洞察力。

但是,我们的洞察力都是从何而来的呢?我在收集这些关于洞察力的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找到通用的策略。然后,我开始做一个小项目,分类考察这些洞察力的例子,想要看看它们有什么共同点,以便能够针对我那个等式中向上的箭头给出建议。我比较了不同的故事,然而,到底是什么东西一开始就能让人们产生洞察力,我对此还是一头雾水。每个故事好像跟其他的故事都截然不同。这些关于洞察力的故事似乎包含了许多线索,但是我却不知道该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