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相矛盾:千万别对“这肯定有问题”的警示视而不见

对于那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洞察力,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怎么可能!”当我们遇到那些根本不合乎情理的观点时,基本上都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这种质疑的态度。打一个比方来说,当玩家把老式弹球机推得太厉害时,弹球机就会发出“摆动犯规”的警报。人们心中的质疑就像这种警报,它跟触类旁通和巧合事件这两种洞察力的方式完全相反。人们不会对那些恰好可以相互解释的观点感兴趣,但是一旦观点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就会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

但是,恰恰是这些看上去自相矛盾的洞察力,能够将我们引上通往更好发展方向的正途。这些矛盾警示我们,我们现在遵循的道路存在严重的谬误,切莫再自欺欺人。在前文年轻警察的案例中,警察看到有司机往自己车里弹烟灰,于是几秒钟之内,他的警戒指数一下子从零跳到60,仿佛是“摆动犯规”的警报一般,这预示着有不同寻常的事情会发生。而在哈里·马可波罗斯的案例里,他最后发现了麦道夫玩弄庞氏骗局的真相,不过这个正确的洞察力却花费了他相当长的时间。

从自相矛盾中所获得的洞察力,跟由好奇心驱使而获得的洞察力并不是一回事儿。好奇心让人们纳闷,但是自相矛盾的地方则让人生疑——“这肯定有问题”。在我的数据库里,只有9个好奇心驱使的案例,它们同时也被贴上了自相矛盾的标签。

这类源自矛盾的洞察力,确实让我相当意外。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都对它感到抗拒。一方面,我很清楚,许多的洞察力来自于不同想法之间的触类旁通;但是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在很多案例中,一个人发现了某种巧合,或者因为好奇心,而做出了重大发现。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人们居然能够从自相矛盾中获得洞察力。可在我的数据库里,超过1/3的案例,也就是120个案例中有45个案例,都与矛盾有关。就算其中不少案例同时贴有“触类旁通”以及“巧合事件”的标签,但从矛盾出发,基本上是产生洞察力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这种“摆动犯规”的警报真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动因。

怀疑的态度帮助他们洞察到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

2003~2007年,美国商品房市场的泡沫不断膨胀,有些投资经理心中的“摆动犯规”警报不断被拉响,警示他们要提高警惕。由此他们获得了不少投资洞察力,最后回报颇丰。当时,商品房市场迅速膨胀,金融界的其他人员兴高采烈地追加次级抵押贷款的投资规模,一些投资者则对着市场大喊:“我不相信!”他们无法相信,房屋价格怎么可能以这样迅猛的速度不断上涨。这些投资者得出结论,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房地产泡沫,而这个泡沫即将破灭。

其实,发现房地产泡沫正在不断膨胀的人还有很多。比方说,2006年,当希拉·拜尔执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时候,她就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出过警告。约书亚·罗斯纳是一位金融分析师,就职于一家小型金融研究机构,他在一篇发表于2001年7月的论文中预测到,如果房屋价格下跌,银行就会越来越多地收回抵押房产,两者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迪恩·贝克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的研究机构的联席董事,他在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文章中,描绘了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接下来,我精心挑选了5则极短的故事,从中你会看到,随着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其实许多方面都拉响了“摆动犯规”的警报。而且这5个故事中,主人公都是从发现自相矛盾之处产生洞察力的。

斯蒂夫·艾斯曼是一个行内人。他在法学院读书,却发现自己讨厌律师这个职业,于是转行为一家华尔街上的小机构奥本海默证券工作。1991年,第一家次级抵押贷款公司首次公开募股的时候,斯蒂夫·艾斯曼就已经获得委任,成为奥本海默证券方面的首席分析师。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艾斯曼已经在这个行当里工作超过10年,是研究次级抵押担保企业的专家。他以傲慢和固执著称,但是他的观点往往是对的。连挚爱他的太太都承认,用坦率来形容艾斯曼是远远不够的。坦率,是策略性地表现出无礼,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艾斯曼是发自内心地无礼。

一开始,艾斯曼非常支持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但是当他看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无下限的贷款行业惯例,他改变了态度。当他呼吁外界关注这些行业陋习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孤立自己。20世纪90年代末期,当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遭遇第一次危机的时候,他的警告得到了印证。

20世纪90年代的这次危机,使得一些次级贷款公司宣告破产。艾斯曼以为行业应该吸取了足够的教训,将来遇到基本没有还款能力的客户,从业人员会更加小心。但是,他的美好希望完全落空了。到了2005年的时候,次级抵押贷款行业卷土重来,而且规模更加庞大。艾斯曼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偿付违约率攀升,同时贷款质量一降再降。当金融机构遭遇到大规模违约时,应该提高审查标准,但是这些金融机构还是把钱借给买房人,哪怕这些人无法证明自己的还款能力。2005年,贷款利率不断攀升,这本应导致住房需求降温,但是艾斯曼发现,次级抵押贷款的增长速度居然还在加快。

艾斯曼对此进行了调查,他发现贷款公司确实从1998年的次贷抵押贷款的崩盘中学到了一些教训,不过这些教训与他自己总结的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次次贷泡沫破裂时,因为这些贷款公司把钱借给了不合格的借款人,同时把这些贷款放到了自己的负债表上,最后导致了公司的破产。这次,这些公司还是发放这种低劣的贷款,不过它们吸取了教训,没有把这些高危贷款放到自己的负债表上。贷款公司把这些贷款卖给了华尔街的银行,银行把这些贷款重新打包,做成债券,想方设法地掩盖个中风险,再把它卖给掉以轻心的投资者。这时,艾斯曼的“摆动犯规”警报猛烈拉响。当艾斯曼开始调查评级机构的时候,警报声更响了。有一次,艾斯曼与标准普尔公司的销售代表沟通。艾斯曼问道:“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对抵押贷款违约造成怎样的影响?”这位销售代表无言以对,因为他们采用的房地产市场模型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负增长。他们以为,房地产市场只会涨不会跌。

于是,艾斯曼开始筹备自己的对冲基金。他确信,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一定会再次崩盘。他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某种方法做空这个市场,从华尔街盲目的贪婪之下抢得利润。

约翰·鲍尔森是一家岌岌可危的对冲基金公司的老板,他也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押下重注,最后获得超过150亿美元的回报。但是,跟艾斯曼不同,鲍尔森和其合伙人保罗·帕莱格里尼都是房地产和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外行人。在他们密切留意市场风向的时候,他们脑中的“摆动犯规”的警报被拉响了。当商品价格超过其价值时,聪明的投资者会卖出商品,锁定利润。但是,当没有什么明确的原因,而价格却快速上涨且上涨速度还在加快时,你很有可能遇到了一个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需求本身开始拉动更多需求,因为投资者认为,上涨的趋势会一直延续。2005年,鲍尔森和帕莱格里尼对次级抵押市场的增速进行了计算,他们得出结论,房产价格的涨势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但是,整个行业的基础就是价格的持续上涨。不用等到价格下跌才出现问题,一旦价格增速趋缓,泡沫就会很快破裂。鲍尔森和帕莱格里尼洞察到,一方面市场普遍认为,房产价格将会持续快速上涨;另一方面经济规律一定会起作用,房产价格的涨势一定有趋缓的一天。这两者之间一定会产生矛盾,问题不是泡沫会不会破裂,而是泡沫到底什么时候破裂。

迈克尔·巴里也是一位外行人,他具有反抗精神,对于主流投资机构抱持着怀疑态度。可能是出于其反向投资者的天性,巴里比大部分人都更早地发现了泡沫。巴里从小就不善社交,受到孤立,最后他被确诊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没有浪费时间在社交上,他把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本科毕业之后,他被医学院录取。1997年,他获得了医学学位,不过也背负了15万美元的助学贷款。

在斯坦福医院担任住院医生期间,他曾在一个在线约会网站上发布交友广告。他自称:“我现在独身一人,单目失明,负债累累。”(巴里一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视网膜母细胞瘤,这是一种罕见的眼癌,因此被摘除了左眼。)这则奇特的告白广告吸引了一位年轻的公司金融专家,她觉得巴里真诚坦率,3个星期之后,两人就登记结婚了。

婚姻帮助巴里解决了一个难题,也就是对于人与人交往的渴望。接下来,他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读医学院欠下的助学贷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并不喜欢当医生。当一个人同时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能够找到一个“一石数鸟”的解决方法,巴里就找到了这样一个方法。很多年以来,巴里都有一个从未间断的嗜好,就是追踪股票市场,在巴里29岁那一年,他终于确定自己对于金融投资的热爱要超过当医生,至少做得好的话能够清偿贷款。巴里的家人给他提供了一些启动资金,也有人说巴里的妻子动用了自己的养老金,作为巴里的启动资金。于是,很快地,巴里变成了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老板。

巴里的公司主要关注金融动态,有一小群追随者乐意购买巴里新公司的股份。巴里的分析技能出众,到了2003年,他的基金规模已经达到2.5亿美元,巴里的年收入也达到500万美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对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产生了兴趣。

早在2003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再次热起来的时候,巴里就起了疑心。2004年,当他开始分析其中的数据时,他发现贷款标准一直都在放宽。不过,如果人们真心相信房地产市场只涨不跌,为什么还要放宽贷款标准?一位顶级分析师畅谈“住房价格从未下跌”;另一位分析师则宣称,“住房价格停滞不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贷款公司真的相信这种夸夸其谈,那么它们应该提高贷款的标准,而不是反过来放松标准。如果住房价格确实只会上涨,那么这些贷款公司为什么还要去发展那些不够资格的贷款人?为什么这些贷款公司总是使用浮动贷款利率的诱饵来招揽房地产买家,虽然初始利率很低,但是随着利率产生浮动,利率一定会大大提高?一方面,公众表现出乐观情绪;另一方面,贷款公司私底下却在降低贷款标准,巴里感到这其中存在矛盾。他预测,因为很多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根本没有能力按时还款,房地产市场一定会下跌。巴里估计,房地产市场还有两年的好光景。尽管2005年贷出的高风险贷款在此刻利率较低,但是等到2007年,两年的窗口关闭,这些较低的利率将会一下子提高到11%,违约率将会大大提高,泡沫也终将破裂。究竟是哪些人乐意接受这种贷款条件——不缴首付,而选择这种高风险的还款方式?只能是那些根本没有储蓄的人,而不是那种收入优渥的人,后者完全可以支付11%的高额利息。

格雷格·李普曼是一个内行。他在德意志银行负责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销售。2005年,李普曼遭遇这场金融泡沫,他的老板命令他想办法做空房地产市场。李普曼并不喜欢做空的主意——为什么要跟一个持续上涨的市场对抗呢?但是,他还是听从指挥,开始研究房产市场的现状,研究结果令他感到毛骨悚然。哪怕房产市场现在仍然上涨,但是抵押贷款的违约率已经从1%上升到4%。通过计算,他发现只要违约率上升到7%,那么最低等级的抵押贷款债券就一文不值了。如果违约率上升到8%,那么次低级债券也会变得一文不值,以此类推。随着违约率的上升,市场供应一定会上升,而需求则会下降,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因此转冷,这背后的逻辑关系让李普曼不寒而栗。如果房产价格增长趋缓(更不要提下降的情况了),严重依赖房价上涨的金融市场一定会遭到重创。

基恩·帕克是另一个内行。当时,他就职于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2005年,他在《华尔街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新世纪抵押贷款公司的文章,这家公司以高分红著称。一开始他还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投资一些钱到这家公司。但是最终他发现,这家公司之所以在抵押贷款行业里获得成功,是因为次级抵押贷款业务,而后者在他看来是很差的业务。帕克同时发现,很多投资涉及打包抵押贷款的保险,而且高风险投资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这种保险的设计初衷,是通过将风险分摊到大量抵押贷款上的方式降低风险,但是这种设计没有充分考虑到整个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整体下跌。这时候,帕克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失业朋友打过来的,这个朋友居然接到银行的邀约,请他购买他根本无法负担的房产。这个时候,帕克心里的“摆动犯规”警报拉响了,他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无法持续的、围绕着次级抵押贷款而膨胀的投资泡沫。而他所服务的公司,也就是美国国际集团,深陷这场泡沫。

但是跟其他投资者不同,帕克想不到任何办法,去把自己的“摆动犯规”警报转变成实际的财富。他甚至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上司,公司已经陷入巨大的麻烦当中。前面提到的另外四位投资者呢,他们为自己和公司赚取了丰厚的回报。比方说,仅在2007年,巴里就为其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赚取了7.5亿美元,鲍尔森的战绩则更辉煌。他们在圈定那些注定衰败的公司的前提下,想到了应该怎样利用特殊的投资工具,去购买这些公司的保险,这是赢取回报的关键。

但是,单就本章所要谈论的主题而言,我所关心的是这些人是怎么得出结论的:华尔街是美国的金融引擎,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引擎马上要迎来一场戏剧性的崩溃?对于这场崩溃,多数金融专家完全蒙在鼓里。不论是商界领袖还是政府首脑,他们对于崩溃的来临都大吃一惊。我们对于预测那些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似乎更有把握,而预测这类金融危机却不太在行。那些小行星是实际存在的威胁,科学上我们有办法对其进行追踪。但是,像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概念上的,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且,金融危机本身跟多数人的固有观念背道而驰,因此人们更加难以察觉。在此引用一句马克·吐温的名言:“当你的想象力已经超越了眼睛所及,这个时候就不要指望眼睛能帮上多少忙。”

上面提到的5位投资人,有的是内行,有的是外行;他们都有不同的观点,采用的数据也各不相同,但是都找出了同一对矛盾: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狂热扩张与他们所意识到的这个市场即将迎来的崩溃。

这5位投资人都是怀疑论者。人们经常说,想要做出重大发现,我们必须抱持开放的态度。但是,怀疑的态度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带来回报。这5位投资人,连同之前提到的识破伯纳德·麦道夫骗局的马可波罗斯,都是抱持怀疑态度的人,有时候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愤世嫉俗。这种怀疑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助于他们调查旁人经常忽略的地方。

他们的这种怀疑精神刺激了我,让我对于保持开放心态的反面,也就是保持怀疑的心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回头,重新编排了数据,研究了我的案例库中45个从矛盾中获得洞察力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2/3的人都是因为秉持怀疑精神而获得洞察力的,他们依靠的不是开放的思维,而是怀疑的态度。

梅瑞迪斯·惠特尼是一个绝佳的案例。她追踪贝尔斯登公司的问题,正是抱持着这种怀疑的态度。2009年2月,她离职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在此之前,她一直是奥本海默公司的总经理。20世纪90年代中期,惠特尼曾经在奥本海默接受过斯蒂夫·艾斯曼的栽培。

对于不断增长的次级抵押贷款规模,惠特尼很早就指出了个中问题。2005年,她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警告,认为不断放宽的信贷标准简直就是行业灾难,这会威胁到次级贷款公司的生存,进而引发公司破产。不幸的是,没什么人听得进去惠特尼的警告。

但是,在2007年10月31日这一天,整个金融界倒是充分听取了惠特尼的意见,她也因此闻名。她公开发表预测,声称花旗集团正在面临一场金融危机,必须大幅降低分红,不然就会面临破产,而这时,花旗集团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在惠特尼指出了这个问题之后,当天下午花旗集团的股票就下跌了8%。4天之后,其首席执行官提出辞职。两周之后,花旗集团宣布削减分红。

2008年年初,惠特尼决定更加仔细地研究贝尔斯登。2007年7月中旬,两只贝尔斯登旗下的对冲基金突然宣布关闭,但是贝尔斯登看上去似乎安然挺过了这场危机,还拿出了漂亮的资产负债表。这两只失败的对冲基金在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上押了重注。多数分析师都估计,贝尔斯登能凭借其雄厚的财力来渡过这场危机。

2008年3月8日,惠特尼听到传闻,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可能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之后她又获得消息,即美联储准备出手相助,降低投资银行获得贷款的难度。她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吧,看样子这次它们应该是安然地过关了。’”

但是此时,惠特尼听到风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些急需资金的投资银行根本拿不到贷款。她赶紧给交易员打电话,这些人之前曾经对贝尔斯登满腹牢骚,不过此时他们一下子闭上了嘴,表现得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生似的。这些交易员坚称,他们仍然在交易贝尔斯登的股票。

惠特尼立刻感到,这些交易员在对她撒谎。她说:“当一直与你打交道的人开始明确地欺骗你,你就应该洞察到,市场的恐慌情绪已经非常严重了。”于是,她又联系了另外一个消息人士,直接问他贝尔斯登是否会破产,结果惠特尼得到的答复是贝尔斯登确实存在破产的可能性——很难说,但是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在华尔街上,惠特尼被认为是最具怀疑精神的分析师之一,她也采用这样的态度来检视贝尔斯登的状况,想方设法地从贝尔斯登面临倒闭的角度,去解读各项数据,作为支持观点的证据。很快,她就找到了说服自己的证据。她发现,贝尔斯登的很多业务都在收缩。随着对冲基金开始回收现金,其他投资银行也开始抢夺贝尔斯登的大宗经纪业务和份额。惠特尼知道,贝尔斯登的投资杠杆很高,最高是50∶1,最少也有30∶1。惠特尼心想,“没错,贝尔斯登出局了……如果人们开始收回资产,贝尔斯登将无法偿付债务……它们完了……等到了星期四,一切都将尘埃落定……我之前有过好几次这种遭遇……我有这种直觉(比方说,不断放宽的次级抵押贷款放贷标准会导致风险,以及花旗集团可能面临的破产风险等)。但是,让我感到难以置信的是,我居然是整个华尔街上唯一想到这一点的人。”

对于惠特尼故意采用怀疑精神的做法,我个人相当赞赏。她采取这种态度,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看问题的视角,这与开放心态下看问题的角度完全不同。她的怀疑态度帮助她洞察到,贝尔斯登将要倒闭。

惠特尼就像是一个侦探,敢于挑战常规看法,从而获得洞察力,这是那些心态开放的人所忽略掉的。那5位反向金融投资者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都看到了次贷泡沫即将破裂。心态开放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但是怀疑论的思维则会带来十分独特的效果。采用这种方式,你能够获得完全不同的观点,看到不同的事实、不同的趋势。

在接下来的事例中,我们将看到怀疑精神给约翰·斯诺帮了大忙。当他对于毒气理论失去信心后,他知道应该从哪里去寻找相左的证据来支持他自己的理论,即真正引发霍乱传播的是受到污染的水源。

找出让霍乱疫情肆虐的罪魁祸首

19世纪中期,约翰·斯诺从他大脑中拉响的“摆动犯规”警告出发,发现了霍乱的致病源。当霍乱蔓延时,病人之间会快速互相传染。霍乱病菌会导致腹泻和呕吐,使得病人迅速脱水、死亡。病人从表现出症状到最后死亡,有时不超过1天。1831年,霍乱第一次在英国出现。到1833年疫情过去的时候,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就有超过两万人丧命。之后,1848~1849年的霍乱疫情又夺走了5万条生命。

那个时候,多数人相信所谓的毒气理论,也就是说,像霍乱和黄热病这类疾病是通过污染的空气和恶臭传播的,这些污染的空气和恶臭源自不洁的卫生条件,这是斯诺做出他的医学发现的时代背景。那个时候,人们还不了解细菌致病的理论,也没有检验微生物的医学仪器。霍乱这类疾病会导致恐慌,部分原因在于这类疾病极端致命,同时又极端神秘。在这类疾病面前,人们根本无从知晓应当怎样保护自己。

我们的主人公约翰·斯诺出生于1813年的英格兰约克,成长于一个工人家庭。之后,他去伦敦的一名外科大夫那儿当学徒,最终在伦敦获得学位,成为一名医生。斯诺的著述颇丰,涉及一系列医学和公共卫生话题。

斯诺在伦敦声名鹊起,主要得益于他精湛的麻醉术。在此之前,医学手术和牙科都是非常残酷的。动手术的时候,一个好医生一般会用到一把锋利的锯子,同时还要好几名健硕的助手死死地摁住病人。之后,1846年10月,一名来自美国波士顿的牙医报告说,他能够采用一种叫作乙醚的气体,让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失去知觉,从而减轻病人的痛苦。随后不久,一名伦敦本地的牙医也采用乙醚作为减轻病人痛苦的手段,而斯诺在同年12月底亲眼见证了这场展示。

这种麻醉术的难点在于,如何控制乙醚气体的剂量。如果剂量过大,将会危及病人的生命。但是,剂量不足的话,病人又有可能在手术当中清醒过来。于是斯诺决心,要搞清楚怎样才能控制好乙醚的剂量。当时的牙医一般先把布条浸在乙醚中,之后用夹子把蘸满乙醚的布条覆盖在病人的口鼻处。斯诺设计出一种吸入器,与布条的方法相比,斯诺的方法能够更好、更精确地控制乙醚释放的剂量。他先是用小动物做实验,之后再用自己的病人做实验,最后他找出了剂量和麻醉时间的关系。他甚至在自己身上做实验,他先记下当前的时间,之后给自己释放一定剂量的麻醉剂,然后他昏了过去,几分钟之后醒来,再记下自己恢复意识的时间,从而计算出该剂量的效力。后来,当氯仿逐渐替代乙醚成为新的麻醉剂后,斯诺立刻调整研究方向,改弦易辙,同样成为氯仿麻醉方面的权威。

他的研究和专著倡导麻醉剂的使用,从而减轻了病人在医学手术中的痛苦。他甚至受到邀请,在维多利亚女王最后两次分娩时,作为女王的麻醉师。女王也说,她对于麻醉剂的效果感到非常满意。

因为斯诺的名声显赫,所以当他提出自己的关于霍乱传播的理论时,人们不会把他当作怪人;不会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待哈里·马可波罗斯那样冷漠,也不会像澳洲医学界对待巴里·马歇尔那样无情。要知道,斯诺是一位知名的医生。但就算德高望重,外界还是对他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可以说,一旦一个人想要挑战公认的“智慧”,就算专业出众,也无法逃避外界的攻击。

斯诺之所以会对霍乱的致病源感兴趣,是因为他读到了一则很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说法。因为霍乱不治,一名水手死在宿舍里。几天之后,另一个人搬进了同一个房间,也染上了霍乱。但是,这个现象并不符合所谓的毒气理论。如果说呼吸有毒空气会传染上霍乱的话,为什么住在其他宿舍里的人没有染病,住在同一个宿舍区里的人也没染病?所谓的毒气会随着空气流通,遇到毒气的人都应该被感染才对,但是霍乱却并没有按照这个方式传播。可以说,这则水手的故事拉响了斯诺头脑中的“摆动犯规”警报。

现在,他开始思考谜团中其他的信息碎片——跟病人曾经同处一室的人群中,有一些根本没有接触到病人的人却病倒了;而另一些接触了病人的人却没有染病。这一观察也与所谓的毒气理论相矛盾。

触动斯诺的还有另外一个矛盾。从医生的角度出发,如果霍乱真的是通过有毒的空气传播的话,那么他肯定会在病人肺部发现损伤。但是,病人的肺部却没有什么异常。损害发生在病人的消化系统,这个巧合似乎意味着病人是通过吃喝而染病的。

这就是斯诺的洞察力。病人是通过消化系统染上霍乱的,而不是因为呼吸恶劣的空气。但是,他们的饮食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于是斯诺搜集了更多的资料,他怀疑其他人在接触到病人排泄物之后可能会染上霍乱,也可能是通过直接接触,更有可能是饮用了受到污染的水。

霍乱似乎与给水系统一直脱不开关系。斯诺发现,1849年的那次霍乱疫情当中,12名最后死亡的病人居住在同一片贫民窟中,他们的小屋排成一排、相互连接,都从同一口水井取水。此外,还有证据显示,污水会流入这口水井当中。而附近另外一排类似的小屋的居民从另一口水井取水,其中只有一位居民死于那场疫情。所有人都呼吸同样的空气,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刚才提到的证据,把焦点指向了给水系统。

斯诺还有另外一个发现:同一个社区从两家给水公司取水,一家来自河的上游,一家来自河的下游,这简直就是一场天然的实验。上游的公司从伦敦北部的泰晤士河取水,更重要的是,取水点在下水道排污口的上游,这家公司的客户没有感染霍乱。而下游的公司则在排污口下游取水。在这家公司的客户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患上了霍乱。同一个社区的所有居民呼吸的空气都一样。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美的巧合。在前述矛盾和巧合的基础之上,斯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污染的水源才是导致霍乱的罪魁祸首。

1854年,英国再次遭遇一场大规模的霍乱疫情。约翰·斯诺和一位志同道合的调查者亨利·怀特海牧师证实,在怀特海的社区里,一口叫作宽街水泵的水井附近出现了大量的霍乱病例。下图中标有“X”的地方就是水井所在地,你能够看到符号周边的病例非常密集。斯诺推测,这口水泵的水源很可能已经受到污染。

00011.jpg

斯诺还发现这次的疫情有一些不同寻常之处——一家本地酿酒行的员工无一感染霍乱。他们与病人呼吸了同样的空气,但是跟其他人不同的是,这些人要是渴了只喝自酿的啤酒,而不是饮水。

斯诺还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有一位妇女从宽街水泵附近搬走,但她还是感染了霍乱。本来这则案例应该算是斯诺理论的反例,但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这位妇女非常喜欢原来水井的口味,他的儿子特意在她去世前从宽街水泵那儿打了一罐水回来。这样看来,这个案例不但没有动摇斯诺的想法,反而变成了支持斯诺理论的证据。

之后的调查发现,一名婴儿的尿布污染了宽街水泵的水源。婴儿母亲在一个木桶里清洗尿布,然后把脏水倒进了污水坑,污水坑中的水流过宽街水泵的一些裂缝,渗了进去。当地议会决定把宽街水泵封起来,他们卸掉了水泵的把手。而邻近社区的有一些人并不相信斯诺的水污染理论,他们非常愤怒,因为这口井里的水的味道非常好。随后,霍乱疫情便消失了。由于当时霍乱疫情本来就已经在逐渐减轻,所以把水泵把手拆掉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效果。不过,这一巧合还是被公众所认可。坊间津津乐道,正是因为水泵的把手被卸掉了,疫情才消失了。好的故事总是让人难以抗拒,哪怕它们其实是错误的。

虽然斯诺的名望很高,但他还是受到了医学界的嘲讽,特别是那些支持毒气理论的专家,这帮人坚信霍乱是通过毒气传播的。英国知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批判斯诺理论的荒谬可笑。尽管如此,就在宽街水泵事件之后,斯诺的水污染理论很快得到了外界的认可。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则成功的故事越过大西洋传到美国,帮助美国人预防了霍乱的侵袭。

矛盾推动了斯诺对于霍乱的理解;沃尔特·里德的团队也是一样,他们因为矛盾而认清了黄热病。理论和实证、猜想和观察,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这些医学探求者的脑中拉响了“摆动犯规”的警报。

人类天生就对联想和巧合较敏感,也会自然而然地发现不正常、不一致、不规则的情况,发现那些跟我们的预期相悖的蛛丝马迹,触发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总是因为外界事物而感到意外。

可以说这些矛盾就是洞察力吗?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矛盾,人们一步一步获得了洞察力?应该说矛盾确实引领人们产生洞察力,从而写出更好的剧本。我也相信,矛盾本身就算洞察力。一旦发现了矛盾,我们理解问题的方式就自动改变了。通过检视一些之前不清楚的资料,马可波罗斯发现了麦道夫的问题,哪怕他还不清楚麦道夫的具体操作。同样,虽然斯诺要到后面才知道霍乱真正的致病原因,但是他很早就明白毒气理论不能解释霍乱的发生。

托马斯·库恩是一位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理论化的物理学家。他完成了一本题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著作,描述了一些异常情况是如何带来重大突破的。库恩希望能解释那些突破的缘起,例如哥白尼发现太阳系的中心不是地球,而是太阳,诸如此类。又或者伦琴是如何发现X射线的,其他人虽然也观测到了这一现象,但却嗤之以鼻,认为X射线的概念跟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致。库恩认为,多数的研究都是“正常的科学”——这些研究只不过是给现有的知识和理论填充细节。但是,这种正常的科学会起到压制矛盾的效果,特别是在观测结果并不符合科学界公认的理论框架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矛盾逐渐演变成危机,直到有人挺身而出,提出范式转移——也就是说,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自然的力量,提出一整套新的问题,用新的方式去探索和研究。库恩将这些范式转移称为科学革命。这需要摧毁旧的范式——旧的范式过时了,而新的范式将改变科学家认识现象的方式。在设计实验的时候,科学家留意的现象和行为方式都将改变。因此,范式转移当然算是洞察力,因为它的结果就是让一个模糊的科学框架,被一个对问题研究得更透彻的框架所代替。

对我来说,库恩过分强调了革命性的范式转移,他也过于热衷摧毁旧的范式,弃之如敝履。就算没有摧毁旧的范式,但是通过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和好奇心驱使,其实也能够获得重要的、革命性的科学洞察力。不管怎样,库恩和其他科学家、哲学家还是帮助我们认识到,新的想法往往是从旧观念的崩裂中产生的,新的范式来源于对那些异象和自相矛盾之处的认识。

光速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提出的狭义相对论,似乎就印证了由自相矛盾而产生洞察力的这一模式。库恩也引用过爱因斯坦的理论作为范式转移的例证之一。

16岁那年,爱因斯坦就开始进行有关光线的思维实验。这些思维实验不过是脑力思考的范畴,但是帮助爱因斯坦认识到了光线的特性,帮助他意识到那些异象和自相矛盾的地方。爱因斯坦会设想不同的条件和可能性,在接下来的10年里追寻着这些猜想。1905年,在爱因斯坦26岁的时候,这些思维实验终于引导他发现了狭义相对论。

在其中一项思维实验中,爱因斯坦想弄清楚,如果沿着一条光线以光速前进,会发生什么情况?将会看到什么景象?按照逻辑推演,光线看上去将静止不动,以跟光线相同的速度前进,就像是两辆汽车沿着并排的两条车道以同样的时速前进一样。但是,就在1899年,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发表了一系列公式,作为电场和磁场的模型。根据这些公式预测,在真空状态下,电磁波会以光速前进。因此,如果爱因斯坦以光速前进,那么他旁边的另一条光线仍然会以光速远离他。如果他打开手电筒,那么手电筒的灯光会以光速远离他。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个悖论,因为没有什么能快过光速。

最后,爱因斯坦通过改变定量解决了这个悖论。在此之前,空间和时间都被认为是定量,这是牛顿的观点。地球上的一秒钟与宇宙中任何地点的一秒钟是一样长的。根据牛顿物理学,不管在宇宙中何处,我们都可以对表、对时,因为时间按照同样的节奏流逝。同样,地球上的一英尺跟其他任何地方的一英尺距离一样长。空间和时间对于所有的观察者来说,看上去都是一样的,而不论观察者的具体速率如何。

通过思维实验,爱因斯坦开始思考光速到底是不是一个定量。在研究这个新想法的影响的时候,爱因斯坦猜测空间与时间是可变的。不妨设想一下钟表和火车、光线和飞驰的单车,爱因斯坦证明,如果光的速度是恒定的,那么你移动的速度越快,时间看上去就过得越慢。如果你正在车上,以光速的90%前进,那么你看其他任何事物都非常正常——你感到时间正在正常地流逝,你认为车里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大小。然而对于从车外看你的人来说,车里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每一秒都显得特别长。

光线跟机场自动人行道还不一样。如果自动人行道的速度是每小时两英里,而你要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赶飞机,那么你就会以每小时6英里的速度通过候机大厅。但是光线并没有这样的特性,光线总是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不论光线是不是从一个移动的物体上发射出来的。

爱因斯坦并没有想办法来搪塞这些自相矛盾之处,也就是说如果他本人以光速前进,而另一道光线以光速从他身上发射出来的话会怎么样。相反,爱因斯坦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些矛盾,并发现了解释一切相关问题的方法。

跟约翰·斯诺、哈里·马可波罗斯和其他逆向金融业投资者一样,爱因斯坦利用这些矛盾进而有所发现。这种利用矛盾的策略,与那些所谓注意到巧合,或者利用好奇心,或者将信息巧妙联系的方式,看上去完全不同。当我浏览所有这些例子以及相关数据的时候,我非常享受这个研究过程,因为每一个关于洞察力的例子都非常有启发性,但我却不再信心满满,认为我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去解释“洞察力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一谜题。我有太多的答案,而答案之间似乎又毫不相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策略需要我去思考,这个策略最常为科学界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