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被思维定式困住了的洞察力研究者们

让我们来做一个思维实验。想象一下,如果我们采取了错误的策略来研究洞察力的话,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论。为了收集我那120个案例,我四处搜寻。通过这些丰富的案例,我最终推导出了三道路模型,而不是狭隘的单一解释。

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项目重复一遍,可能会犯怎样的错误?我们可能会因为怎样的差错而误入歧途?哪些方法会妨碍我们做出有用的发现?以下是一些可能的情况:

● 由于洞察力是不期而至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特定的日期安排好起始时间,等待洞察力的降临。

● 洞察力源于人们自身的兴趣,所以我们给那些研究对象的题目,应当是我们正在研究的需要洞察力的任务,而不是他们已经在思考的问题。

● 洞察力的产生是因为相关的问题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哪怕我们已经不再刻意去思考这些问题了,我们的大脑其实仍然会不断地想起它们。因此,我们需要找那些人们不关心的题目进行研究,这些问题对研究对象而言无关紧要。

● 很多洞察力都是慢慢酝酿出来的,因此,我们应当缩短思考时间,将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之内。

● 特瑞莎·阿玛拜尔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研究者,她的研究领域是创造力。她发现,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估的过程,会给研究对象造成压力,影响洞察力的产生。因此,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应当让研究对象知道我们在给他们计时,在评估他们的能力。

● 以格雷厄姆·华莱士为首的许多研究者都发现,如果让人们把自己的思考过程用语言表达出来,会妨碍到洞察力的产生。因此,我们应当让人们在整个思考过程中都“大声”报告他们的想法。

● 许多洞察力都源自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和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只应当采用那些绝境类的任务,不去管其他那些通向洞察力的道路。

● 在我研究的案例中,有2/3的案例的主人公都是从他们之前的经验出发,通过触类旁通或者发现矛盾之处获得洞察力的。因此,我们应当去研究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研究题目的人,看看他们是怎样寻找洞察力的。

● 如果我们想要把问题研究得更为极致的话,我们需要得到这样的案例,即研究对象自身之前的经验,会妨碍到洞察力的产生。

简而言之,我们会去设计这些实验,如今所有研究洞察力的实验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下,通过让大学生们解出一些谜题来进行的。采用这样的研究办法,研究者们对于洞察力的发现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

关于洞察力的研究始于1917年。当时,沃尔夫冈·克勒设计了一个实验。他把一只名叫苏丹的猩猩关在笼子里,苏丹想要吃远处的香蕉,但是却够不到。它试图使用笼子里的几根棍子拿到香蕉,这些棍子的长度都不够。猩猩恼怒了一会儿,然后,它突然想到把两根棍子接在一起,顺利地得到了香蕉。与试错型的学习过程完全不同,苏丹和其他猩猩展现出了顿悟式的学习方式。克勒的研究鼓舞了其他科学家,他们开始研究那些从绝境中迸发出的洞察力。他们不再研究猩猩,而是开始研究大学生,因为对于这些大学里的研究者而言,找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更方便,而且,不需要费多少精力培训他们。

这张有9个黑点的图就是实验室里用于研究洞察力的题目之一。研究对象必须用线条把所有的黑点都连接起来,但使用的线条不能超过4条,而且必须是一笔完成,中间不能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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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任务看上去似乎有点儿不大可能完成,直到我们意识到在画直线的时候,是可以超过最旁边的那些点,画到外围。这条题目乍看是无解的,因为我们的常规想法在这里并不适用,我们以为不能越过边界点画到外围去。我们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学过,画画涂颜色的时候不要超过边界线。有两位心理学教授,一位是特瑞纳·克肖,目前在马萨诸塞州达特茅斯大学任教,另一位是斯特兰·奥尔松,目前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任教,这两位教授描述了关于这道题目的另外一种错误的假设前提——每次线条转折的时候,都必须是在某一点上进行转折——我们在幼儿园时玩的连点成线的游戏又一次误导了我们。这些假设前提在其他的情况下一般都显得合情合理,也非常有帮助,但是在这里却不是这样。我们只能通过发现这些误导性的假设前提,来解决这个题目。这种类型的题目,能让我们在一瞬间产生“啊呀”式的顿悟。但是,直到这一瞬间出现之前,我们都毫无头绪,没有任何进展。

这种类型的题目,与洞察力的三道路模型中急中生智道路颇为吻合。我们需要找到突破点,于是我们不断地检视自己所有的观念——假设前提和锚点,试图找出到底是什么妨碍了我们的思路。有时候,我们会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们对于给定的事物采用了固有的思维方式,还有些时候,这种死胡同一样的任务让我们把自己锁定在错误的目标上,例如说在9点图的例子里,我们觉得画出来的线一定要在“方框”里面。

实验室里对于洞察力的研究,走的都是急中生智那条道路。研究者们会向研究对象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依靠洞察力来解决。这些题一般会让人联想起一些不必要的假设前提,使得研究对象走进“死胡同”。想要成功地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意识到这些错误的前提,然后摒弃这些前提。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两个人玩了5局西洋跳棋,每个人获胜的次数相同,没有出现平局。这种情况有可能出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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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去研究一下可能的输赢组合,但是我们得不出什么结论。我们在这道题上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前提,即这两个人是在一起下棋。但题目中其实根本没有说到这两个人是对家,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被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给限制住了之后,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们可能会抱怨,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被耍了。绝境类的问题都是这样,这些问题会让我们想起不必要的假设前提,掉入陷阱之中。

这里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绝境类问题。在盒子–蜡烛的谜题中,研究对象需要把3支蜡烛固定在门上。他们会拿到3个小盒子,第一个盒子里有3支蜡烛,第二个盒子里有3根大头针,第三个盒子里有3支火柴。大部分研究对象都会试着把蜡烛钉到墙上,但很不幸,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答案是把盒子钉到墙上去,然后把蜡烛放在盒子上面。

还有一个钟摆谜题,研究对象需要想办法同时抓住两根垂下的绳子,但是这两根绳子之间的距离太远,一个人张开手臂根本无法同时够到两根绳子。在钟摆谜题中,研究者可以进行精心地操控,例如研究者会“无意之中”与另外一根绳子擦身而过,来帮助研究对象打破之前的思路,意识到并不一定只能在绳子静止的时候去抓住它。解决的方法是,找到一个重的物体,绑到一根绳子的末端,然后让它摆动。旁边桌子上的一个锤子就可以用,把它系到其中一根绳子上,这样它就成为一个摆锤。

有时候,真实世界里的情况跟这些题目是相似的。例如,阿伦·罗斯顿被困住了——不仅是他的手臂被卡住,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当他猛拉自己的手臂试图挣脱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臂弯曲得很不自然。这条线索暗示他应该打破思维定式。他并不需要把自己的前臂切掉,他只需要把它折断。

最近,由于神经心理学家们一时兴起,实验室里的绝境类题目变得颇为流行。神经心理学家们会在研究对象试图解决问题的时候,对其大脑进行扫描研究(贝鲁特美国大学的研究者阿恩·迪特里希和冉·康索在201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回顾了许多这类研究)。他们通过扫描,能够发现在“啊呀”式的顿悟发生之前,大脑中哪个部分变得特别活跃。

9点谜题、盒子–蜡烛谜题还有钟摆谜题,这些类型的谜题都是闭门造车式的洞察力题目。采用这类题目进行研究的研究者们,并没有进行任何积极主动的探寻,他们的研究结果十拿九稳,因为这些谜题都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提炼和修改,能够产生令人愉悦的“啊呀”式的顿悟,而且我们经常把这种感觉与洞察力联系起来。

我由衷地钦佩这些心思精巧的研究者们,他们对绝境进行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也探索出提高解题率的不同策略。然而,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提高解题率的那些策略似乎在实验室之外没有什么用处。我希望这些谜题的研究者们,能够拓宽一些视野,去看看现实中的绝境。我希望他们也能够研究一下三道路模型中的其他道路:由相互联系和自相矛盾所产生的洞察力。

有些研究者只采用绝境类范式来研究洞察力,却把经验在洞察力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看得一无是处,对此我感到非常失望。在我研究的案例中,有超过2/3的案例都表明,经验对于洞察力的产生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拿着科研文献来看的话,这一点是无从知晓的。在解决绝境类问题时,人们需要做的正是放下自己的经验,这些谜题恰好展示出一些常规的假设前提是行不通的。

一些研究者会故意设置一定的场景,来证明经验会成为洞察力的绊脚石。水罐谜题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人们需要用3个不同容量的水罐,来量出一定量的水,放在一个水罐中。例如,A罐能够装21升水,B罐能够装127升水,C罐能够装3升水。你如何刚好盛出100升水?是的,你可以把B罐装满,然后从B罐中倒出一些水把A罐装满,再倒出一些水,这些水可以把C罐装满两次。这背后的算法其实就是B减去A,再减去两个C。

如果你让研究对象再做这类题,要求他们必须用一模一样的办法,即B减去A,再减去两个C,你就会把他们引入惯性思维。这种惯性维持得越久,思考过程就越变得下意识。在某个时间点上,你可以再拿出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可以用比刚才的办法更为简单高效的办法来解决。例如,如果你的任务是要量出18升水,3个罐子的容量分别是15升、39升和3升,那么你可以用A+C的办法,也可以用原来的那个办法,即B-A-2C。那些“经验丰富”的实验组研究对象已经练习过很多次这类问题了,而且每次都被要求使用(B-A-2C)的办法来解题,相比之下,对照组的研究对象从来没有练习过此类问题,他们更有可能会想到A+C的解题方法。前者所谓的“经验”反而蒙蔽了他们,他们已经陷入了一种思维模式,叫作定式模式。之前成功的经验让他们很自信地采取了按照惯性做事的方法,也就是说人们习惯于运用一种办法来做事情,而不会去检视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类研究结果有时候会被用来证明,我们拥有的经验越多,就越难以获得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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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这样吗?诱使人们养成一种漫不经心的惯性,真的与经验是一回事吗?我们学习得越多,我们的大脑反而更容易停止思考?对于那些长期采用闭门造车式洞察力谜题做研究的人而言,这种推断显得合情合理。但是,从探索者的角度来说,这种对于经验的批判显得毫无根据。哈里·马可波罗斯凭借自己作为反欺诈调查员的经验,一眼就看穿了伯纳德·麦道夫的骗局;查尔斯·达尔文借助自己“小猎犬”号的远洋经验,以及他观察到同一物种会存在不同变体的经验,洞察到马尔萨斯观点背后的意义。认识到塔兰托战役背后意义的,正是美国海军最高将领斯塔克和日本海军山本上将。你可以自己翻阅本书前面的这些例子。

我承认,经验可能会使人漫不经心——你每次都得重复相同的情形,每次重复的情形也是一模一样的。研究者们把这种作用叫作“自动性”,即在达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人们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思考了。在水罐谜题的研究中就有这样的思维定式,它是通过自动性培养出来的。然而,在实验室之外,我们很少会看到有哪些工作环境中是提倡自动性的,那些提倡自动性或重复性的乏味工作一般都被自动化了,例如在工厂的厂房里。

洞察力谜题中也出现了对物品功能性的思维定式:我们总是按照惯常的方法来使用物品,并不会在第一时间想到一些稀奇古怪的用法。盒子一般是用来装蜡烛、大头针和火柴的,而不是用来做烛台用的。锤头一般也不是用作摆锤的。但是,如果我们碰到每种情况时,大脑都去挖掘物品所有可能的用途的话,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慢半拍了。如果人们采用他们以往取得成功的惯常方法,确实有可能被自己的偏好所蒙蔽,但是在我的研究案例中,几乎没有什么人是靠放弃这些惯常方法而获得洞察力的。这些实验除了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材料,告诫我们要“打破陈规”之外,并没有教给我们太多知识。

在我的研究案例中,专家们确实会被自己的假设前提局限住。谢尔曼·肯特很有自信地认为赫鲁晓夫不会在古巴部署任何核导弹,伊莱·泽拉将军认为埃及人不会发动对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但是,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动性或者对物品功能方面的思维定式而被局限住了,也不是被专业经验局限住了,而是被自己的过度自信局限住了。我并不认为水罐范式对解释这类局限能起到什么作用。

斯特兰·奥尔松是绝境范式研究的领军者之一,他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推测,在绝境范式之下,“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东西,洞察力的问题可以被抛到一边,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了”。斯特兰·奥尔松也承认,像查尔斯·达尔文这样的案例——他在阅读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的文章后,就做出了进化论的巨大发现——是没有办法用绝境范式来解释的。奥尔松伤感地称:“我们现在的这些理论,是没有办法解释这类洞察力的。”

对于我采取的这种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心理学家们大多都不是很认同。他们更喜欢在严格控制的环境中测试一些假设,这就是他们采用绝境范式,然后通过一系列同样的闭门造车式谜题,设置各种变量进行测试的原因。他们喜欢把洞察力定义为“啊哈”式的顿悟体验,这样做,他们就能够采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分辨用创造性思维解题与用普通方法解题之间的明显区别。

我就是因为这一点,而与传统的研究者分道扬镳的。我并不相信,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进行“好的”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包括洞察力的世界。我们并不想草率了事,我们想要通过一些研究方法,来得出严肃认真的研究结果。然而,我们并不应该局限于刻板的研究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反而会对想要研究的东西视而不见。如果说一套研究办法根本就无法解释我们想要研究的现象的话,我们就不应该采用它。

洞察力研究者们困在了这些谜题中,困在了他们自己的假设前提中。绝境范式可能已经过时了,我们已经通过它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了几十年以后,绝境范式已经被反复使用,挖掘得太多了,就像一块被耕耘了太久的土地一样,应该是时候超越这一范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