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触类旁通:你会吃到花椰菜还是小金鱼饼干?

马丁·查尔菲是一个绝佳的例子。绝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接触到许多新想法,通过触类旁通的方式,最终圆满地解决了问题。跟查尔菲一样,当我们掌握了新的信息,然后将其与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结合起来,刹那间,我们就洞察到了新情况。接下来,我们通过几个例子,看看这个过程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这些例子包括美日两国的海军上将是怎么发现“珍珠港”存在防御漏洞而可能遭到攻击;一位知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是如何对于婴儿的移情作用做出重大发现;还有达尔文,他是怎样提出进化论的。

从塔兰托战役预见到珍珠港袭击

很少有人听说过1940年11月11日至12日进行的塔兰托战役,但是,正是这场战役永远地改变了军事指挥官们对于海战的思路。这场战役表明,战舰非常容易受到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战机的袭击。

这场战役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此时美国还没有加入战争。1940年6月25日法国投降,大英帝国只得独自与德意日三国抗衡。在地中海上,意大利舰队钳制了英国的后勤补给,使得在埃及作战的英国军队受到了影响。因此,英国对意大利海军的第一海军中队发动袭击,代号为“审判行动”。意大利海军正停靠在意大利东南部塔兰托海湾安全的军港中,如果把意大利的国土形状比作高筒靴,那么这个军港就位于高筒靴的跟部。英国为了保密,对于即将进行的行动计划没有做任何的书面记录,这也是这次行动不太受到后人关注的原因。

英国人仅仅派遣了一艘全新的航空母舰——皇家海军“光辉”号来执行这次历史上首次纯航母舰载机发动的攻击。1940年11月11日,第一架舰载机于夜间9点起飞,并于夜间10点58分抵达袭击目标上空。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英国战机纷纷发射鱼雷,重创意大利舰队,使得他们近半支舰队退出战斗长达半年之久。

在这次行动中,英国使用的是24架英式“剑鱼”轰炸机,这些都是老式的双翼飞机。在此之前,专家们都认为,鱼雷袭击必须发生在水深30米(98英尺)以上的水域,这个深度是战机发射鱼雷后重型鱼雷要下沉的水深。但是,塔兰托海湾的水深只有12米(40英尺)。因此意大利人相信,他们的舰队不会受到机载鱼雷的威胁。

但是,英国人设计了一种方法,他们用金属丝提起鱼雷的前端,这样鱼雷的腹部会先落水,而不是鱼雷的头部朝下俯冲。同时,他们给鱼雷增设了木鳍,这样鱼雷就不会下沉得那么快。

当英国在塔兰托战役大获全胜的消息传出来之后,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洞察到这次袭击隐含的意义:当时“安全地”停靠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舰队,其实同样容易受到突然发动的空袭的威胁,那样一来美军舰队只能束手就擒。1941年1月,山本首次把这个想法落实到书面上,并不断地完善整套思路,最终变成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的蓝本。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山本并不赞同日本贸然与美国开战的决定,他认为日本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在一封后来泄露出来的信件中,山本写道:“一旦日美两国兵戎相见,日本军队就算占领了关岛和菲律宾,又怎么样呢?就算占领了夏威夷和旧金山都是不够的。想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军队必须长驱直入华盛顿,在白宫对美国人口授和平协议。我怀疑,日本政客(这些人口口声声要发动日美战争)他们是不是真的对最后的战果有信心,是不是已经做出必要的牺牲准备。”

山本曾负笈于美国哈佛大学好几年,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反对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反对全面侵华,反对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反对日本与美国发生战争。因为反对这些军事行动,山本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日本海军大臣为了保护他,调派他去担任日本联合部队总司令,让他去海上工作,这样山本的处境才能安全一点儿。

但是跟山本不同,日本陆军决策层信心满满,认为日本能够战胜美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削弱美军的势力,夺取东南亚的霸权。政治上,这些陆军势力正如日中天,势不可当。山本明白,如果战争真的势在必行,日本是没有办法战胜美国的。不过如果在战争之初,对于美国海军力量进行毁灭性的打击,也许能够成为日本战而胜之的一条出路。

于是,山本调派353架战机,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对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日本袭击了当时停靠在珍珠港的全部8艘美军战列舰,击沉其中4艘,其他战舰也遭受重创。日军还重创或击沉了其他舰艇,包括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击毁188架美军战机,造成了2 402名美国人阵亡。

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是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他甚至在山本之前就看到了塔兰托战役背后的意义。塔兰托战役结束不到两周,在1940年11月22日,斯塔克就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斯塔克写道:“到现在为止,夏威夷水域最可能遭受突袭的目标是停靠在该水域的舰队。”备忘录还写道,“在珍珠港内放置鱼雷网”是非常有必要的。之后,1941年1月24日,斯塔克写信给他的直属上级、时任海军部部长的弗兰克·诺克斯,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最终跟日本开战,我相信日本从一开始就会对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和海军基地发动突然袭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虽然各为其主, 但这两位海军上将都迅速地洞察到了英军发动塔兰托袭击背后的重大意义。日本军人将这份洞察力转化成了突袭的作战计划,而美国人呢, 根本就没有把斯塔克将军的警告听进去,哪怕他是整个美国海军的“一把手”。

既然斯塔克将军认识到了美军舰队面临的威胁, 那么他为什么不继续跟进这个情况? 事实上, 他确实做了一些工作。他发出了警告,建议装防御类护网。但是,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持续保持警惕, 确实是很难的事情。每天都有新的紧急情况,这会让人分心,而且人的精力就那么多, 用来加强防御的精力多了, 放在军事训练上的精力就会减少。此外, 鱼雷护网会影响舰船进出珍珠港。而斯塔克将军发出的警告, 在旁人看来是否真的迫在眉睫? 要知道珍珠港水深很浅,负责军港防务的将军根本就不相信日本人能够通过飞机发射鱼雷, 对美国舰只进行攻击,他认为鱼雷肯定会陷进泥里。当然, 也有海军官员收到日本人已经开发出浅水鱼雷的消息,只不过他们懒得将这份情报提请珍珠港指挥官注意。结果, 设置鱼雷护网的建议根本就没有落实。

如果敏锐的洞察力不能转化成为具体的行动,那么这种洞察力其实是无效的。虽然斯塔克将军贵为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 但是他的下属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去做,对他的敏锐洞察力置若罔闻。1942年3月, 罗斯福总统免去了斯塔克将军海军作战部部长的职位,把他打发到了伦敦,算是非正式的表态,因为后者对珍珠港的惨败难辞其咎。

现在我们不妨好好探究一下山本和斯塔克两位将军所见略同的洞察力。他们两人都感到美日两国终有一战,也都知道美国海军力量要远在日本之上。他们都注意到了塔兰托之战的消息,并认识到, 如果塔兰托战役在太平洋上重演, 那么日本人很有可能会对停靠在珍珠港上的美军舰队进行类似的攻击。山本和斯塔克两个人都对信息进行了同样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否似曾相识?它其实跟马丁·查尔菲发现有的基因能够发射绿色荧光的思维过程如出一辙。这3位主人公,山本、斯塔克和查尔菲,在接收了新的意外消息之后,都迅速意识到了消息背后的重要影响。他们把这份新的消息代入自己当前的情境中,从而获得洞察力,发现自己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18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备移情能力

爱丽森·戈普尼克是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发展心理学家,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她两岁的儿子一句随口的评论,竟让她产生了联想,获得了洞察力。爱丽森的家人都很能干,她的一个弟弟是《新闻周刊》艺术评论家布雷克·戈普尼克,还有一个弟弟是《纽约客》杂志专职作者亚当·戈普尼克。如此看来,爱丽森确实很擅长启迪她的弟弟,除此之外,对于理解幼儿的思维方式,她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

戈普尼克认为,人们低估了幼儿的智慧。她甚至怀疑,在有的情况下幼儿甚至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这种能力称为心智理论,也就是说,承认其他人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喜好。戈普尼克相信,小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其实跟科学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设想一套理论或故事来解释事物运行的原理。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幼儿和儿童学习的积极性要比科学家们高。他们活着,似乎就是为了认识周遭的世界,而不是局限于自己有限的专业领域。而成人只在跟自己最相关的事情上花费精力。幼儿不会把注意力只放在一件事情上,但是他们对于意料之外的事件会更加敏感。有一种说法认为,幼儿与成人相比,发育未完成,是有缺陷的。但是,戈普尼克反对这种想法。她认为幼儿在某种程度上跟成人是不同的,对于周遭的事物,幼儿有时候甚至比成人更加敏感。2009年,戈普尼克写作的《宝宝也是哲学家》一书中,就描述了婴儿身上展现出来的惊人能力,例如移情能力。

发展心理学家之前认为,7岁之前的小孩子是没办法理解别人的想法的。戈普尼克则认为这种所谓的去中心化,也就是理解别人的能力,小孩子不到7岁就已经掌握了。不过,她并不清楚怎么证明幼儿确实具有这种能力。

终于,戈普尼克等到了这一刻。有一天晚上,她邀请朋友来家吃晚餐,作为女主人,她做了一份精致的甜点——樱桃酒浸菠萝。戈普尼克两岁大的小儿子尝了一口,马上做出一个痛苦的表情。在书中,戈普尼克写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的儿子经常莫名其妙地对我说,‘妈妈,你可能觉得菠萝很美味,但是我觉得真难吃!’”

戈普尼克把儿子的无心之语设计成了一个实验,就是花椰菜和金鱼饼干的实验。她找来一些14~18个月大的婴儿,把生的花椰菜和非凡农场牌金鱼饼干各准备一碗放在他们的面前。结果表明,婴儿们都更加喜欢金鱼饼干。接下来,戈普尼克的同事、研究员贝蒂·雷帕科利从两个碗里各挑出一小块食物,尝了几口,对其中一种食物做个笑脸,对另一种食物做出一个恶心的表情。在实验的前半段中,雷帕科利对金鱼饼干做恶心表情,对花椰菜做笑脸;而实验的后半段,她会做出相反的表情。

之后,雷帕科利会对这些婴儿们伸手,向他们讨点儿东西吃。18个月大的婴儿们一般会把雷帕科利喜欢的东西给她吃,哪怕雷帕科利喜欢的是花椰菜,而不是他们自己喜欢的金鱼饼干。也许你会觉得这些小朋友舍不得金鱼饼干,想留给自己,但事实上,就算雷帕科利喜欢的是金鱼饼干,这些幼儿也会很大方地跟她分享。但是,14个月大的幼儿却不能够理解为什么雷帕科利会再现出对花椰菜的喜爱,他们会直接分一些金鱼饼干给她。

通过这个花椰菜和金鱼饼干的实验,雷帕科利和戈普尼克证明,虽然14个月大的婴儿还没有移情能力,但是18个月大的婴儿已经具备了此种能力。18个月大的小朋友不会自顾自地行事——直接把自己喜欢的金鱼饼干给雷帕科利,也不会自私地把金鱼饼干藏起来。相反,他们注意到雷帕科利似乎喜欢花椰菜,于是把花椰菜给她吃。这类实验开拓了心理学家们的思路,帮助他们洞察到幼儿的思维方式。

这里,戈普尼克获得洞察力的方式跟我们之前所讨论的例子如出一辙。她接触了一个之前没有想到的新思路,之后迅速地意识到,这个思路能够适用于自己当前的工作。跟山本一样,她很快就认识到,她可以采用新的行动来改进当前的计划。对于山本来说,他获得了洞察力去重创美军舰队。斯塔克发现,他需要采取另外的措施来保卫美军舰队,可惜他没能让下属落实自己的警告,这真是一场悲剧。而戈普尼克呢,她设计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研究婴儿的思维方式。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启发达尔文创立进化论

查尔斯·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理论,其实也是遵循了触类旁通的思路。当年年仅22岁的达尔文有机会搭乘英国皇家海军“小猎犬”号远渡重洋,去绘制南美洲的海岸线。那时候,达尔文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大家都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一开始,达尔文没有循规家族传统。达尔文的父亲和祖父都是自由思想家,小时候,他也曾经随妈妈去一神论教堂做礼拜。但是,在达尔文9岁那年,他的妈妈不幸去世,之后达尔文被送到圣公会寄宿学校,在那里他的想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开始,达尔文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可惜他对于医学类课程全无兴趣,于是父亲帮他转学进入剑桥大学。在大学里,他唯一感兴趣的科目就是自然历史。他做出了一些关于甲壳虫的发现,并成为当时的植物学大师,是约翰·亨斯洛教授的追随者。

就算最终要去做一辈子牧师,达尔文还是决定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去追寻自己长期以来对自然历史的兴趣。亨斯洛教授把达尔文推荐到“小猎犬”号军舰上,去担任一个没有薪水的自然学家的职位,当时“小猎犬”号即将启程,从英格兰出发,前往南美绘制当地的海岸线地图。“小猎犬”号舰长很欢迎达尔文的到来,毕竟一路上多了一个同伴,达尔文对于有这个机会也满心感激。

这次远征历时5年,从1831年开始到1836年为止。达尔文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对于沿途的地理和不同的动物种类细加观察。他看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经历了一段奇妙的发现之旅。军舰在大西洋的第一站的停靠港是佛得角,在那里,达尔文发现了悬崖高处的贝壳;在巴塔哥尼亚,他发现了已经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的化石骨;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发现不同岛屿上的知更鸟居然不尽相同。

当达尔文结束旅程回到英格兰的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一路上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物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物种如此丰富?达尔文知道,农夫和养鸽人常常有意培育新品种。但是,自然界为什么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之后,在1838年9月,达尔文阅读了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的《人口学原理》,其核心观点是人口增长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竞争。马尔萨斯的文章写作于40年之前,他认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但是当达到食物供给的极限之后,人类之间就会为了食物相互竞争。达尔文立刻意识到,这正好可以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物种之间的各种区别。物种之间为了资源进行竞争,任何随机的进化都可能会成为某个物种的优势,于是胜利者生存下来,而失败者则被淘汰。这些拥有进化优势的物种有更大的机会生存下来,繁衍子孙,将它们的生态特征遗传给后代。而那些没有优势的物种特征在同样的过程中逐渐消亡。达尔文发现,自然界自动发生的情况,正好是农夫们刻意栽培的——他们选育最好的物种特征,想办法帮助物种延续下去。

达尔文通过这番观察最终得出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自然界的物种通过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完成进化。盲目变异,指的是自然产生的各种不同的物理特征,比方说某个物种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的大小和颜色。选择性保留指的是如果某种变异能够提高物种生存的可能性,那么拥有这个变异特征的个体将更有可能生存下去,并把这种特征传递给自己的后代。(1871年,达尔文进一步将交配竞争和交配选择添加到这套理论中来。)通过阅读马尔萨斯的文章,达尔文找到了缺失的那一角,他终于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将自己的所有观察都解释清楚了。

而几乎就在同时,另一位英国自然学家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也形成了相同的进化理论。那个时候,华莱士正在马来群岛进行田野调查,他也因为阅读马尔萨斯的书籍而受到启发。

虽然各自开展工作,但是达尔文和华莱士两个人都想搞清楚物种是如何进化的。一开始,他们都受到马尔萨斯“竞争资源”想法的启发。他们两个人将一系列的观点联系起来,而其他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作为自然学家,他们两个人都有第一手的现场经验,都想到了个体的不同为盲目变异和保留性竞争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许多人都读过马尔萨斯的作品,达尔文阅读的版本已经是该书的第六版了。但是,只有达尔文和华莱士两个人将他的理论运用整合到了物种进化理论中。

所有这些例子(山本、斯塔克、查尔菲、戈普尼克、达尔文和华莱士)都采用了触类旁通的策略,从而获得了洞察力。这些发现者先是获得了一份新消息,然后发现了应该怎么样结合其他消息来形成一个新的想法。有时候,有人就是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整合信息,哪怕所有信息都已经是现成的,但是他就是能够找到新的整合方法。

第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答案

这种触类旁通的方法似乎解答了我想要破解的谜题。在我整理的120个案例中,有98个案例都能够算作这一类,比例达到了82%。格雷厄姆·华莱士不是认为那些潜意识的联系最终还是会浮出意识的表面嘛,触类旁通的方法正好吻合了他的观点。这种方法明确表明,所谓洞察力,就是把点点滴滴联系起来。同时,这一方法也显示,只要我们不断接触新的想法,也许我们就能够建立新的联系。所以,想要搞清楚前面等式中向上的箭头究竟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洞察力,我现在似乎有了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答案。

但是,直接给出结论——认为这套触类旁通的理论完全解释了灵光一闪的现象,我觉得为时尚早。事实上,对于这套触类旁通的理论,我其实还是有所保留的。这套理论认为,所谓洞察力就是把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我本身对于这套“把相关事情联系起来”的比喻多少有些反感。虽然在山本、斯塔克、查尔菲、戈普尼克和达尔文的故事中,他们确实把相关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但是我没有谈到他们故事中那些不相关的信息。这些不相关的信息会把整个故事的节奏拖慢,但却是洞察力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为你必须决定究竟联系哪些信息,不联系哪些信息。如果事先就把不相关的信息去掉,把模棱两可的信息定义清楚,然后再把看上去不同但是本质上相同的信息分门别类地搞清楚,那么每个人都能够轻松完成这项联系信息的工作了。如果最终剩下的都是各不相同又确实有用的信息,那么把这些信息整合起来的工作就要简单得多了。但要是面对许多不明确的信息,这种联系的工作就要麻烦一些。“触类旁通”的理论忽视了找出有用信息的那个步骤,从这种理论出发,获得洞察力的难度被大大地忽视了。

就珍珠港事件来说,塔兰托战役的消息里面其实有很多不相关的信息。其实这些完全无关的信息是肯定存在的,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那些严重干扰项,也就是塔兰托和珍珠港的不同之处,人们可能会因此把两个港口区分开来,从而无法获得山本和斯塔克获得的那些洞察力。

首先就是如何到达战场。塔兰托战役中,英国战舰已经停靠在地中海海域。但是,要袭击珍珠港,日本人则需要一支大型护卫队,至少要有6艘航空母舰,而不是一艘。这支护卫队必须先跋涉4 000英里[1],中途还不能被发现。如果要航行这么遥远的距离,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艇必须在中途加油(在实际的珍珠港偷袭中,参与行动的日军舰艇总数达到了30艘之多)。但是,在塔兰托战役中,英军并不需要担心中途加油的问题。在当时,日本甚至都没有中途加油的能力,而这对于跋涉4 000英里袭击珍珠港是必不可少的。

接下来要考虑恶劣的天气。塔兰托战役中,英军根本不需要担心坏天气——英国人的“剑鱼”鱼雷轰炸机只需要飞行两个小时就能够到达意大利舰队所在地。相比之下,日军战舰则需要航行一周半的时间,才能够最终到达珍珠港。如果航行途中遇到太平洋风暴,所有飞机都无法发射鱼雷,这该怎么办?要知道,就算是当今的气象学家也没有办法精确预测这么长时间之后的天气。

当日本舰队抵达珍珠港之后,日本人遇到的抵抗,相比英国人在塔兰托遇到的抵抗要顽强得多。美国人部署着自己的航空母舰,一旦他们能够及时地发现日军的突袭,将对日本人形成严重的威胁。英国人选在夜间对意大利舰队发动进攻,但是日本人并没有精确制导装置,所以只能在白天发动攻击。塔兰托战役后,美国人也肯定会在珍珠港周边执行飞行侦查行动。(事实上,美国人发现这些空中侦查行动会影响到军事训练,所以停止了这些行动。)同样是在塔兰托战役之后,美国海军很有可能装配防鱼雷网,从而钳制住日军的主要武器。(但是,我们之前就提到了,美军指挥官认为珍珠港水深较浅,所以舰队天然受到了保护,最后他们决定不安装这些防鱼雷网。)

还有最后一项干扰信息。在塔兰托战役的那个时代,日本人还没有办法在如此浅的水域成功发射机载鱼雷。日本人必须要付出成倍的努力,才能够在珍珠港使用机载鱼雷。

如果我们同时考虑相关信息和干扰信息,那么塔兰托和珍珠港之间的关系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一看到塔兰托,就立刻判断日本人肯定会在珍珠港发动同样的袭击。如果仔细去分析这些干扰信息,我们才能明白山本和斯塔克有多了不起,居然没有因为无关信息而被吸引了注意力。他们两个都发现了塔兰托战役最根本的启示——在当时,海军舰队很容易遭遇来自空中的打击,而将主力舰和巡洋舰一道停泊在一处,例如塔兰托或者珍珠港,就必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这样一来,战舰就不再是打击的重锤,而是被重锤打击的铁板。

斯塔克海军上将的下属众多,其中很多人都执迷不悟,认为海军主力舰艇是保卫珍珠港的有生力量,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些战舰本身就是日本人打击的目标。可以说,触类旁通的策略并不仅限于把相关信息结合起来看,它还要求我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我们将会看到,其他的一些创造性思维策略,例如自相矛盾和急中生智,对我们都有极大的触动,甚至远在触类旁通的策略之上。

之前我曾经抛出了一组数据,声称在120个案例中,有98个案例跟触类旁通的策略有关系——这种说法多少有些误导。当我给数据分组的时候,其他的洞察力策略出现的次数其实也很多。对于某一个事件,我有5个标签——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自相矛盾和急中生智。对于多数的案例来说,其实它们都是几种策略的综合体。事件的发生,总归牵扯到好几种策略。因此,在我发现的98个涉及触类旁通策略的案例中,有45个案例贴上了触类旁通的标签。而另外53个案例,虽然有触类旁通的策略,但是还依赖其他策略的帮衬。正因如此,我们不应该那么快下结论,认定洞察力只来自触类旁通。在侦探小说中,你当然不会在遇到第一个嫌疑犯后,就立刻停止调查。

[1] 1英里≈1.609 3千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