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探索洞察力从何而来的3种方法

我试图揭开洞察力之源,目前有5个可选的解释: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自相矛盾,还有急中生智。每个可选的解释都有它自己的道理。触类旁通的题材最为常见,但急中生智这一题材,与科研人员对于洞察力的研究非常吻合。我研究了自己归纳收集的案例资料,阅读了有关洞察力的科研文献,也仔细分析了那些有关洞察力的故事。

从数据出发:洞察力不只是茅塞顿开

第一种方法就是研究安德里亚·加洛斯跟我贴好标签的那些案例。通过这种方法,我总结出前面几章里那些对洞察力的可行性解释。82%的案例中用到了触类旁通的办法;38%的案例中,用到了自相矛盾的办法;10%的案例中,巧合事件的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7.5%的案例中,用到了好奇心驱使的方法;25%的案例中,用到了打破僵局、急中生智的办法。正如你所看到的,5种类型的比例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因为有的案例被我们贴了不止一个标签,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遗憾的是,与其说数据帮我们找到了好的洞察力,倒不如说很多幻想因此破灭。比方说,洞察力本应该建立在开放的思想之上,但是在自相矛盾的洞察力案例中,2/3的案例是因为主人公心生疑窦,而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开放。

格雷厄姆·华莱士之前倒是提出建议,洞察力的到来需要我们做好专门准备,但是这个建议却经不住推敲。虽说绝大多数的洞察力案例都是人们刻意找寻来的,在120个案例中有98个案例都是这种情况,但是不经意获得的案例的比例也有18%,比方说乔斯林·贝尔·伯内尔本想寻觅类星体,却意外发现了脉冲星,又或者马丁·查尔菲无意中听说了绿色荧光蛋白。这类偶然获得的洞察力没办法依靠事前的准备阶段,因为当事人根本就没有刻意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华莱士所说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所谓的酝酿阶段,个中的问题更大。在我的数据库里,120个案例中只有5个有明显的酝酿阶段,39%的案例根本就没有可能进行酝酿。比方说,瓦格纳·道奇背后就是肆虐的山火,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逃命,根本就没有时间酝酿。对于其他的案例来说,超过半数的事件描述都不够详尽,暂时无法确认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不管统计结果如何,看上去酝酿并不是获得洞察力的必要条件。

洞察力似乎是瞬间蹦入我们的大脑中的,没有任何提示,灵光一闪后,我们才兴奋地冲到街上,大喊“我发现了”。前一秒,我们还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一秒,我们就一下子茅塞顿开。当读完马尔萨斯的著述之后,达尔文就有这样一个“茅塞顿开”的时刻。而当查尔菲参加午餐会上的演讲,听完有关发光水母的故事之后,他肯定也是一下子恍然大悟。

在我搜集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有56%的案例都属于那种茅塞顿开或恍然大悟式的洞察力,但是还有44%的洞察力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对于很多研究洞察力的学者来说,这种需要过程的洞察力多少有些不可理喻。对于他们来说,那种突然之间获得洞察力的体验正是洞察力的标志,是其最标准的特征。这些科学家完全不能接受渐进式洞察力的概念。

我倒是怀疑,这些研究洞察力的专家可能被这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引入歧途,搞不清楚他们一开始要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了。我早先就强调说,我不相信洞察力是所谓的茅塞顿开的感觉,这又不是性高潮。如果只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比方说有茅塞顿开的感觉,那么研究就太好做了。我想搞清楚的是,究竟什么才是洞察力,而不是如何进行实验。

那么,为什么会有循序渐进式的洞察力呢?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产生了某种巧合。当迈克尔·戈特利布和他的同事们第一次遇到艾滋病人的时候,他们也搞不清楚状况。但是,等到治疗第5位病人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已经准备好报告这一种全新而神秘的可怕疾病。在这5个病人身上,他们发现了某种不断出现的症状,这就是他们做出发现的核心。

当巧合不断出现,人们就会越发怀疑,不仅是黄热病、霍乱,还有胃溃疡和艾滋病。巧合事件也让丹佛野马队主教练洞察到,必须防守住绿湾包装工人队的勒罗伊·巴特勒。当教练看完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之后,他意识到巴特勒扰乱了一个又一个对手的好局。乔斯林·贝尔·伯内尔也没有马上发现脉冲星。她说:“当我第4次或第5次遇到同样的信号之后,我的大脑才告诉我,‘你之前不是看到过这种信号吗?’”

第二条获得渐进式洞察力的道路,是逐渐的累积、一个又一个小突破。很多革命性的科技,例如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或者福特汽车发明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都是建立在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依赖的是持续的改善,而不是灵光一闪。史蒂文·约翰逊曾经写过,关于发明创造的洞察力有时确实来得很缓慢,绝非灵光一闪那么简单。我搜集的有关渐进式洞察力的数据当然也符合缓慢的特点。就算茅塞顿开的场景真的出现,也就是所有细枝末节都拼凑起来的时候,这也不过是洞察力产生进程中的最高潮,而不算是洞察力本身。

循序渐进的洞察力也是建立在刻意的搜寻基础之上的,比方说梅瑞迪斯·惠特尼曾经留心研究贝尔斯登公司是否真的陷入了破产的困境。当她发现的相关证据越来越多,她才意识到这家公司已经无力回天。这算是第三条道路。

我再跟你讲述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当时我刻意寻觅洞察力,想要充分理解一场2007年的拳击赛,因为比赛结果太出人意料了。我把当时的实况录像回放了好多次,每次的理解都更加深刻,最后终于洞察到弗洛伊德·梅威瑟是如何击倒对手的。

制胜的一拳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洞察力

2007年12月,我收看了一场拳击赛的电视直播,比赛双方是里奇·哈顿和弗洛伊德·梅威瑟,两人争夺的是次重量级拳王头衔,两位拳手之前都未尝败绩。哈顿是超重量级拳王,拳风激进,主动进攻,给对手无穷的压力。他之前的战绩是43胜0负,31次击倒对手。梅威瑟是次重量级拳王,战绩为38胜0负,24次击倒对手。后者以出众的防守技巧和出拳精确而闻名,力量倒并不出众。比赛之前,拳赛专家认为后者是该重量级别中最杰出的拳手,也就是说,他在该重量级别比赛中的实力和成绩,没有任何其他拳手能够匹敌。

12局比赛进行到第10局时,梅威瑟抓住哈顿的弱点,一记左勾拳,直接击倒了对手。哈顿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但是实在无法站稳,裁判终止了比赛。在此之前,双方算是势均力敌。

我想搞清楚这获胜的一拳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于是决定认真研究一下。我找到了这场比赛的录像片,并反复回放最后一击的画面。

但是,我发现的情况真让我大吃一惊——哈顿并非自投罗网。从慢动作回放我看出,哈顿当时正挥出左拳,而梅威瑟接着就一拳打了上去。

我把实况录像再次回放。哈顿正不断逼近,梅威瑟被逼入了自己的场角。哈顿挥出左勾拳,梅威瑟却站着不动。但是当哈顿挥拳的时候,他放低了自己的右手,从而露出了梅威瑟所需的进攻空隙。

我又一次回放录像。我发现当哈顿挥出左勾拳后,拳头都已经到半路上了,梅威瑟却没有行动。梅威瑟最后举起右手拳套,挡住哈顿的攻击,这才收回左手,发出自己的左勾拳。

所以,我之前对于幸运的一拳的看法是错误的。梅威瑟刻意等待哈顿先出击,看到他出击以后,梅威瑟才出拳。哈顿当时打出的是一记慢速的重磅左勾拳,而梅威瑟通过一记“截断式”左勾拳钳制住了他,他出拳前收回手臂的准备动作幅度较小,打出去的弧度更小,动作却更快。他借用哈顿出拳的力度,增加了自己这一击的力度。

他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梅威瑟和他的教练一定研究过哈顿的比赛录像,摸清楚了他的习惯,比如在出左勾拳的时候,哈顿喜欢把右手放下,梅威瑟必须在拳击场上熟谙他的这些习惯。让我们再次回放一下那场比赛。

在第一局的时候,哈顿并没有挥出他重磅的左勾拳。到了第二局的时候才开始使用,一共出了4次,每次都一模一样。两位拳手拉开了距离,哈顿往前进攻,流露出他即将使用左拳的模样。哈顿的右手并没有什么威胁,甚至都没有多少防卫力,因为当哈顿左手出拳的时候,他戴着手套的右手都是放下的。每一次,当哈顿打出他的重磅左勾拳时,梅威瑟都会躲开或者挡住这一拳,同时暗自估量哈顿出拳的力度。有些时候,哈顿会假装出左勾拳,实际却打出左刺拳,梅威瑟就需要静等不足一秒的极短时间,来判断哈顿出的究竟是勾拳,还是刺拳。

在第三局的时候,哈顿只出了一次他的重磅左勾拳。梅威瑟开始记录这一拳的时间,他也第一次采用截断式左勾拳来对抗哈顿的那一拳,但没有多大的效果。在整场比赛当中,哈顿出了18次左勾拳(我能数得出来的);其中有10次都是在梅威瑟的场角打出的,也就是哈顿最终被击败的场角。梅威瑟每次出他的截断式左勾拳,也都是在同样的场角。哈顿喜欢在这块地方出左勾拳进行攻击,也许梅威瑟退到这里是因为他觉得这里比较安全,他选择了在这里进行伏击。这里仿佛是一块死亡区域。

在比赛进行到第8局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赛事仿佛结局已定。哈顿将梅威瑟逼入了后者的场角,打出一记左勾拳,却被梅威瑟的截断式左勾拳扳倒。哈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是很快又恢复了状态。如果我不是事先知道的话,我可能会以为我看到的正是两局以后的那记一拳定胜负的场景。

在第8局中遭到还击之后,哈顿在第9局中并没有使用他的左勾拳,但是局势正在发生偏转。到了第9局的时候,哈顿可能已经筋疲力尽,也可能是心生绝望。他打出他的左勾拳,而且颇为频繁。他连续出了3次左勾拳,分别是在那一局的第5秒、17秒和24秒。第4次出拳是在第10局中的第61秒,这也正是他最后一记左勾拳。这次,哈顿被击倒了,而我也认识到所谓“幸运的一拳”,其实并不仅仅是幸运。

通过这场赛事,我洞察到梅威瑟是如何学习哈顿的出拳习惯、出拳线索,以及出拳时间的。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帕特森曾经是重量级拳击赛的世界冠军,他说过,拳击赛就像是围棋赛,只不过作战用的不是棋子,而是身体。在看过梅威瑟对哈顿的比赛之后,我更好地明白了帕特森此番话的意义。关于梅威瑟的战术,我是逐步发现,获得洞察力的。在这里,洞察力的出现并不是“啊呀”式的茅塞顿开,我也没有突然明白所有事情的那种顿悟感。

我在回顾所有整理好的数据的时候,对于一些关于洞察力的主流看法产生了一些怀疑,但是我也没有得出什么解答。对于产生洞察力的5种方式,即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自相矛盾,还有急中生智,它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呢?为了理清楚这一点,我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解释洞察力的观点,因此我采取了第二种类型的研究方法。

从科研文献出发:洞察力可以克服决策偏见

在这个项目开始之前,我精心收集了80多篇新近的关于洞察力的科学研究文章,还有15本书籍。接下来,对于到底是不是应该去阅读这些资料,我有点儿犹豫不决。我所受过的研究训练,都建议做研究应当从阅读相关的科研文献开始,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搜集和检视那些有关洞察力的案例,来获得新的研究视角。如果我一开始就去阅读科研文献,那么我就会采取跟其他研究者们一样的视角来审视这些案例。这会干扰到我自己做出发现的过程。

因此,我把所有材料都放在了一边,一个字都没有看。我的这一决定其实是有风险的:我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问题,钻进死胡同,或者是浪费时间在其他研究者早就得出过的结论上。我承担了这些风险,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从零开始,形成一套我自己的关于洞察力的思考方式。我不希望先入为主,让前人的观点妨碍我做出新的发现。

然而,许多非常优秀的研究者和理论家们之前都对洞察力的问题进行过深究。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有义务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观点。除此之外,我也很好奇,他们究竟做出了怎样的发现,采用了怎样的研究方法。在我搜集完大部分案例并且进行了分类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想法,这时候应该可以去看看其他人的观点了。我拿出了之前的那些文章和书籍,从头到尾阅读了一番。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叫作《洞察力的本质》,这是一本1995年出版的文集,收录了一些知名的洞察力研究者的文章。我从这本书还有其他一些资料中找到了许多有用的想法,同时也看到了许多模糊和没有条理的观点,这跟我之前对这些资料的预期一样。不同的研究者们相互争论着各种各样的基本问题。有些研究者认为,“啊呀”式的顿悟体验是洞察力里的核心部分,而认知方面的变化并不是洞察力必要的组成部分。其他一些研究者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些研究者提出,想要解决洞察力的那些问题,甚至都不需要依赖洞察力的产生。洞察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没有用处的。在浏览过这些科研文章之后,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一开始就卷入这些争论之中。

在我所阅读的文献当中,有一些关于决策偏见的文献,我想要看看这方面与洞察力是不是有关系。所谓的决策偏见,指的是一种系统误差,使我们不再按照理性的标准做出良好的决定。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判断说美国人更有可能死于车祸,而不是中风,做出这种判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电视和报纸上经常报道车祸事件。我们看到了那些触目惊心的车祸照片,上面展示着被撞扭曲的车身,然后心里想着,在这种情况下没人可能幸免于难。相比之下,关于中风患者的照片和故事可就没那么多了,即使死于中风的人数其实是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的4倍。因此,我们的判断受到了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东西的误导,是错误的。我估计,在某些方面,洞察力与决策偏见恰恰相反。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心理学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专门研究决策偏见。两位以色列研究者,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发起了研究启发法和偏见运动,对会影响到我们做决定的各类偏见进行分类和解释。卡尼曼因此荣获了诺贝尔奖(特沃斯基在能与他共享此殊荣之前就去世了)。启发法和偏见运动,推动了行为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兴起,它让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决策偏见的方式,进而让其能够在社会层面得到有价值的运用。

在卡尼曼的畅销著作《思考,快与慢》一书中,他区分了人类的两种思考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反应迅速,靠的是直觉;而系统2则反应缓慢一些,这个系统更善于批判、分析,也更为审慎。启发法和偏见运动中的研究显示,决策偏见大多来源于系统1,也就是我们下意识的冲动。系统2则代表了我们意识层面上的思考,我们的大脑会监控系统1,在必要的时候克制并纠正这些冲动行为。启发法和偏见领域的人们主张采取一些手段来强化系统2,这样它才能更好地管住系统1。

我在第一章中讲到过提升表现的图,上面的这些观点,跟图中的两个箭头颇为吻合。系统2与向下的那个箭头有关,它的任务就是减少错误。启发法和偏见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压力,它们不断地指出人类会有各种各样的偏见,这让我们感到不安,对自己所做出的判断以及进行正确思考的能力都感到怀疑。启发法和偏见领域的学者们传达出的信息,通常都是说我们做的决定很可能是错的,除非我们采取非常严密的批判性思维方式。这样的信息意味着我们应当强化向下的那个箭头。

我相信,想要抵消对系统1的这种负面印象,我们应当对洞察力和发现心怀敬意、心存感激。这一点非常重要。两个箭头我们都需要,就像我们既需要系统1的思维,又需要系统2的思维一样。洞察力的获取(向上的那个箭头),能够跟人们对于决策偏见的担心相互平衡(向下的那个箭头)。启发法和偏见领域研究的观点,使得我更加有兴趣来研究向上的那个箭头了。

我很认真地检视了数据和文献,现在该用第3个办法了。

从故事出发:全新的认知模型和研究框架

30年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扰。当时,我正在评估不同的决策模型,但是无论哪个,都跟我搜集的数据对不上。我访问了26位资深消防员,记录下32个艰难的抉择时刻,每一次这些消防队员都必须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之下做出选择。我因此失去了方向,因为这些案例根本就不支持我一开始的预期,也与别人提出的那种标准叙事方式不同,事实上人们根本就不会比较若干选项,然后进行选择。

在绝望当中(我都有点想称为急中生智的时刻了),我把之前所有的假想都扔到了一边,而是耐心研读这些案例,看看案例中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我相信案例,没有迷信理论。结果,我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决策模式——认知模型,摈弃了那种人们会认真比较若干选项的观念。之前的这个定义,也就是比较手头的选择,曾让我走入误区,直到我完全沉浸在案例当中,我才有机会重新走出误区。

之后的这些年里,我开始依靠这种寻觅典型性事件的方式来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通过案例的形式。我获得了一些自己引以为豪的成功,当然过程中也经历了不少失败。其中,最让人满意的成功就是这种搜集和分析案例的方法,它奠定了自然主义决策研究学派的基础。

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多少有一点儿让人头痛,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寻觅一些什么东西。你一遍遍地研读案例,总想找到一些有价值的模式。与此相对,当你在进行心理学实验研究的时候,你可能一早就定义好准备搜集的究竟是何种数据,准备测试的是何种假说,准备使用的又是何种数据。但是,我的策略则基于数据,对前述问题都没有固定答案。你没有办法预先就确定接下来该分析何种数据,因为你也不清楚会发现怎样的模式。研读这些案例,让人又恐惧又兴奋。

这种基于案例的研究方法特别适合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研究人员还是想要探索现象的本质。我希望能够从这120个有关洞察力的案例中找到某种答案。

通过对案例分类的方法,我初步将所有案例分成了5个洞察力类别,这种分类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发现。这5个类别分别是: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自相矛盾以及急中生智。究竟哪个类别才是真正的答案?还是说,我得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看才行?要是这样的话,结合之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我确实有点儿灵光一闪的感觉,获得了一些前进的线索。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所谓的自相矛盾所引发的洞察力,具体而言,就是诸位金融专家是如何自行预见2007~2008年间的金融危机的。约翰·斯诺发现霍乱传播的案例确实启发了我。我还会一再回到爱因斯坦那个案例上去(我承认自己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也就是他发展出狭义相对论的整个过程。而且,查尔菲发现绿色荧光蛋白的案例也颇有意义。

我在想,是否能够利用定义洞察力的机会,来转换我的研究框架,也就是那个旨在理解事物背后规律的“剧本”。这么做是不是有希望呢?提到框架,就意味着需要填入数据和故事。在每个案例中,总有一些闪光点,或者说解释不通的地方,非常引人注意。这些闪光点非常重要,与其他案例相比,如何在框架里为这些案例找到相应的位置,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个思路能否帮助我找到突破口呢?还是到头来,我发现的不过是一系列含混不清的比喻、锚点、待填补之处和研究支点?

所有的一切都不太清楚。这些所谓的闪光点,还只是不系统的想法而已。我希望这些碎片化的思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也不敢说它们就一定能够得出一套全新的洞察力模型,来解释人们是如何做出重大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