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洞察力是一道难解的谜题

格雷厄姆·华莱士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他公开出版了第一本现代意义上关于创造性思维的专著。他在1926年出版的《思维术》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创造性思维的工作原理。时至今日,这一模型仍然是该领域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可以说,如果你在洞察力这个领域做研究,那么你是绕不开华莱士的。华莱士是现代英国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

虽然我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总是为了搞清楚事件背后的原理而苦不堪言,但是华莱士则不一样,对于他所搜集的关于创造性思维的资料,他给出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可能我应该去研究他的资料。他的创造性思维模型甚至还回答了我的那个问题,即向上的那个箭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样才能提升洞察力。我确实应该好好地从前人身上吸取经验。

1858年,华莱士出生于桑德兰的芒克威尔茅斯,这是位于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边远地区。华莱士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从小就按照正统的基督教方式养育小孩。但是,1877~1881年华莱士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他摒弃了基督教的信仰,转向了一种新的信仰,成了社会主义的信徒。1884年,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刚刚创立费边社后不久,华莱士立刻就加入进来。费边社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办法来改造社会,而不是通过革命。费边社的成员还有伯特兰·罗素、雷纳德·伍尔夫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夫妇、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其他一些杰出人士。费边社这个名字取自罗马将军费边·马克西姆斯,他的绰号叫作“拖延者”。历史上,他通过拖延战术,避免了跟迦太基的领导者汉尼拔之间的正面战争。

费边社提出了许多社会主张,例如实施最低工资、拆除贫民窟、建立全民医保体系和创建公立教育体系,等等。1900年,费边社中的几位成员还帮助成立了英国工党。

加入费边社之后,华莱士很快就进入了社团的核心,跟韦伯夫妇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895年,当韦伯夫妇准备创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时候,他们盛情邀请华莱士担任第一任校长。华莱士没有接受这一邀请,但是他同意在学校里面教书。比阿特丽斯·韦伯曾经在她的日记中回忆道:“华莱士身形高大,但是垂头弓腰,显得没有什么精神。他容貌亲切,做起事情来并不是靠野心勃勃的冲劲儿,而是全凭一股道德热忱。”对于比阿特丽斯·韦伯来说,华莱士虽然有一些唠叨,但是在教书方面确实很有天分,善于启迪学生。

华莱士的头衔很多,其中一个头衔是心理学家。华莱士相信,心理学这门学问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好,特别是能够缓解工业革命给人们带来的种种压力。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人们的行为总是理性的,在采取行动之前,人们会精心计算采取不同做法背后的成本和得失。但是华莱士反对这种观点。华莱士认为,如果政治家们真心希望人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那么政治家们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心理学。

在华莱士的专著《思维术》一书当中,他试图运用心理学概念来展现人们应该怎样思考才会更有效率。与华莱士同时代的一些人也在探索创造性思维背后的本质,例如威廉·詹姆士和亨利·柏格森,但是他们并不能像华莱士一样给出全面又出色的论述。华莱士充分利用了自己40年的教书和从事行政工作的经验,分析了诗人、科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各色人等曾经发表的思考过程,还引述了自己的学生和友人的亲身实例。

《思维术》一书中影响最为持久的内容,是题为“控制的层次”这一章。在这一部分里,华莱士提出了创造性思维的四个阶段:准备阶段、酝酿阶段、顿悟阶段以及验证阶段。

在准备阶段,我们会去研究问题,这一过程往往是艰难的,我们会有意识地、系统地去分析它,但结果往往徒劳无功。

接下来是酝酿阶段,这个时候我们不再刻意地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把主导权交给自己的潜意识。1891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在自己职业生涯临近结束之时,曾经对于这个阶段提出过自己的想法,华莱士对此有所记录。亥姆霍兹在辛辛苦苦地完成了一个项目之后,解释说:

“那些好的想法从来都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像是灵光一闪。根据我的经验,当我非常疲惫,或者是在工作台前绞尽脑汁的时候,洞察力从来不会光顾。但是,如果某天天气晴朗,我沿着树木葱郁的山坡行走,洞察力往往会不期而遇。”

华莱士建议读者,一定要对这个阶段多加重视。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停止解决问题的脚步,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智。我们应该扫除一切干扰,让潜意识自由工作,比方说不要再去看那些严肃的材料。

再接下来是顿悟阶段。忽然之间,你感觉到了洞察力的涌现,心里立刻有了底。华莱士认为,这种洞察力、这种“好的想法”,其实是不间断的潜意识联想之后的升华。这些联想必须经过有意识的验证,才能够正式浮出水面。

华莱士声称,有时候人们其实能够意识到洞察力正在大脑里酝酿。这些洞察力先是在意识的边缘若隐若现,人们因此能够预感到曙光就在前方了。但是,这个时候,洞察力可能会一下子跑掉,人们不会意识到,或者突然间冒出一件事情,把这个过程打断了,好的想法也就“流产”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在读书、看报的时候,如果感到洞察力就在前方,往往会放下手中的书报,若有所思地望向远方,等待洞察力闪现的瞬间。华莱士告诫人们,如果不等洞察力完全浮现,就急于把这个想法写下来,可能会与真正的洞察力失之交臂。

最后,在验证阶段,我们会去验证想法是不是真的靠得住。如果是诸如数学方面的洞察力,我们就必须在这个阶段把所有细节都演算出来。

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采用华莱士的四阶段模型,来解释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原理。这套理论确实有一定可信度,同时也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却经不起细致的推敲。

华莱士认为,洞察力的产生必须经过准备阶段,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在第一章里遇到的5位主人公——年轻警察、马丁·查尔菲、哈里·马可波罗斯、迈克尔·戈特利布,当然还有我自己——没有一个人花时间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洞察力真的是不期而至。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是突如其来的惊喜。

反思一下,5起事件的主人公都有相关的背景,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但是这与所谓的认真准备还是有区别的。年轻警察被堵在路上的时候,他其实根本就不在准备的状态。查尔菲也没有理由为了某个生物学实验方法而时刻准备着。同理,马可波罗斯一开始也没有把伯纳德·麦道夫扳倒的念头,他其实是在外力督促下才开始深挖麦道夫的相关金融账簿的。戈特利布一开始也没想到对于艾滋病疫情发布警示,当时没有人知道艾滋病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该疾病究竟有多致命。而我其实也不知道要跟汽车维修师重新定修车时间。如果当时有人建议我们提早做准备,估计实际用处也不大。我们之前都搞不清楚,究竟应该准备一些什么。

事前准备很容易与专业素养相混淆。在洞察力出现之后,我们会发现,学习某些特定的知识是获得洞察力的先决条件。人们只有先产生兴趣,拥有这些经验,才会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我们不妨称之为大体的先期准备,这正是查尔菲、马可波罗斯和戈特利布的共同点。如果他们3个人没有之前经年累月的专业经历,就没有可能获得洞察力的青睐。应该说大体的先期准备和专业素养其实是一回事。虽然前文中年轻警察没有丰富的经验,但是他对于犯罪分子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惕,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我倒是没有什么值得探讨的经验可言。)

但是,华莱士则认为,如果想要解决棘手的问题,人们就必须刻意地在思想上做好特别的准备。按照华莱士的看法,当我们遇到难题,必须借助洞察力方能打破僵局的时候,我们必须开始着手进行专门的准备。几十年后,科学界最为重大的发现之一似乎彰显了这种准备的重要性。为了探索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呕心沥血,最终发现原来DNA是双螺旋结构。如果他们之前没有进行那么多精心和有针对性的准备,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出这一重大发现。

不过,虽然说精心准备符合职业道德的要求——这当然对许多工种都有重大的意义——但是,精心准备对于年轻警察、查尔菲、马可波罗斯、戈特利布和我来说,其实没有帮助我们获得洞察力。因此,我认为刻意准备不是获得洞察力的必要条件,甚至缺乏实际的操作性。

华莱士的研究方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采样的案例是有偏差的。他只是访问了那些成功的个案,但他没有考虑到,很多人同样夜以继日地不断准备,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在研究DNA的科学领域里,还有另外一些比沃森和克拉克更加知名的科学家,比方说罗莎琳·富兰克林和李努斯·鲍林,他们同样在尽心尽力地探索DNA的结构,不过都没有成功。因此,我实在不愿意让人们埋头刻苦准备,因为很多洞察力不过是妙手偶得,针对性的准备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重大的突破。

酝酿阶段其实也不太符合我们在第一章里看到的那5个案例。戈特利布检查过不少艾滋病人,他有时间去思考对不同病人的不同印象。我在跟妻子共进晚餐之前,也有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思考我的修车计划。不过其他人呢,他们都没有时间好好思考。警察看到那个司机在车里弹烟灰,立刻就觉得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儿。查尔菲听别人说起绿色荧光蛋白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它可能的用途。马可波罗斯在查阅了相关金融数据之后,也是立刻就意识到背后有问题。

前面说过,准备阶段是对我们职业道德的要求,而酝酿阶段则是对我们休闲方式的要求,后者就像是让人放松的中场休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回忆,比方说他们在洗澡的时候突然间洞察力迸发,不过就算他们的工作单位强迫他们以双倍的次数去洗澡,我怀疑他们获得洞察力的概率也不会提高多少。很多时候,真的不需要那么刻意地去孕育洞察力,洞察力往往不是孕育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华莱士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所谓的顿悟阶段。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阶段,戈特利布也不例外,只不过他是在发现不同病人的相似之处后,才反应过来。这个顿悟是如何产生的呢?华莱士认为,这是一系列潜意识相联系的最终成果。

不过,我不太满意这种解释,这也太神奇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要把握得更加深刻一些,我想搞清楚神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所谓的第三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去跟别人解释向上的箭头意味着什么,我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解释顿悟的原理。

不过,我也要想清楚,我想要解释的到底是“洞察力”,还是“顿悟”?也许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不过是洞察力最终形成的高潮。而这个高潮,恐怕不是洞察力本身。

我们不妨做一个类比:醍醐灌顶之于洞察力,就像是性高潮之于怀孕。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更加容易体验到实际的感觉,但是对于最终的成果,却不是那么容易感受得到。不过,这种实际的感觉并不能保证我们实际能够成事,反过来,就算没有相关的感受,说不定也能够把事情解决了。

那么,我想要探究的谜题到底是什么呢?有时候,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头愤怒的公牛,关在一个不停翻滚的牢笼里,发了疯似的向前冲,只是为了冲向那个虚幻中的斗牛士。

华莱士的四阶段洞察力模型没有办法解释第一章中的5位主人公的经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华莱士的模型是错误的。模型中肯定有可取之处,但是可取的到底是哪些部分呢?

绝大多数的认知行为学家都说,所谓洞察力,就是从僵局中解放出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人们先是陷入僵局,苦苦挣扎一段时间,之后就找到了一个方法,来冲破之前僵化的思维。这种观点跟华莱士模型的前三个阶段其实大致相同。不过,我在年轻警察、查尔菲以及第一章的其他事例里面,似乎没有看见所谓的僵局——没有人陷入误解的状态,苦苦寻找问题的答案。

如果我真的想要描述向上的箭头的工作原理,我必须至少先搞清楚洞察力的定义和衡量标准,不管这个定义有多么粗糙。我需要一个比“从僵局中解放出来”更好的定义。

洞察力可以让我们的想法和生活更精彩

之所以去讨论第一章中的5位主人公,是为了讨论洞察力的工作原理,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我提起这些故事,不只是几件轶事那么简单。这些故事的背后,能够解释到底是什么东西促成了洞察力的产生。其中,有的故事描述了过去已经发生或者是当下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导火索(比方说年轻警察、马可波罗斯和戈特利布的故事),有的故事则叙述了用现在的方法如何影响未来事情的结果(比如查尔菲和我的故事)。变换思路,不只是做出微调,或者增加细节那么简单。在事件的进程中,这5个人一开始秉承的某些核心理念,都由于思路的变换而发生了变化。在整个过程中,他们放弃了一些原来的想法,或者找到了更好的思路。思路的变换其实就是一个不间断的发现过程——一开始本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剧本,出人意料地就变得更精彩了。

有时候更精彩的剧本突然间就降临了,比如说年轻警察的故事,以及查尔菲和我交车钥匙的故事。另外有些时候,我们需要一番寻觅才能找到更精彩的剧本。哈里·马可波罗斯的洞察力,促使他想要找到更合理的解释,去揭穿伯纳德·麦道夫的骗局。同样地,迈克尔·戈特利布发现了可怕的症状,促使他和其他医护人员发现了艾滋病以及致病的艾滋病病毒。洞察力让我们的剧本峰回路转,帮助我们获得全新的思路,让我们能够更准确、更全面、更有效地去理解问题。

洞察力的降临,能够在好几个方面改变我们:它让我们用新的方式去理解、去行动、去看、去感知、去热爱。洞察力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新的剧本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某些情况下,洞察力改变了我们固有的能力以及对事物的看法。比方说在查尔菲和我的故事中,洞察力的降临,让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居然还可以这样去做。而这些改变的意义,并不只是说让我们获得了更精彩的剧本,它甚至揭示了世界运转的原理。借助洞察力,我们能够想到改善现状的办法,比方说在查尔菲的故事中,使用绿色荧光蛋白来作为生物手电筒;或者在我的故事中,直接把车钥匙给汽车维修师。洞察力改变了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因为剧本改变了,我们必须不断地发现新的事物,以适应形势的变迁。戈特利布发现艾滋病的症状之后,开始用全新的方法去诊治新的病人。洞察力也改变了我们的感知方式——现在,我们会因为新的东西而激动或者紧张。第一章里的两个警察突然提高了警惕,是因为他们怀疑前面车里有一个偷车贼。马可波罗斯一开始对麦道夫敬畏有加,毕竟麦道夫是投资圈内的高手,可是后来,疑窦丛生,到最后,马可波罗斯简直怒不可遏,这也促使他竭尽所能地揭穿这个骗局。最后,洞察力也改变了我们的追求。新的剧本让我们有了新的目标,我们因此放弃了一些之前的诉求,转而奔向新的终点。查尔菲想要找到这样一种技术,将绿色荧光蛋白注入他实验用的昆虫的神经细胞,马可波罗斯想要扳倒麦道夫,而戈特利布则需要找到这种神秘疾病的致病因素。

对于所有这些转变,我的一个朋友总结得非常好。他说:“洞察力是什么?当它出现之后,所有事物都改变了。”希拉里·曼特尔也有类似的观察。在她的小说《狼厅》中,她说道:“你没有办法重新回到它降临前的状态。”

洞察力能够改变我们,从这一点出发,我找到了一个讲得通的洞察力定义——洞察力就是意想不到的转变,这种转变能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剧本。我也想清楚了为什么洞察力堪称独一无二。跟常规的解决问题的过程相比,洞察力并不是有意识或者是刻意寻得的。洞察力的降临没有任何征兆。我们的大脑在无意之间就完成了重任。沃森和克里克费尽力气想要研究出DNA的模型,但是最终,他们灵光闪现,想到了双螺旋的结构,这对他们而言甚至算得上是惊喜。

洞察力还有一些其他的特别之处。洞察力出现的时候,通常是清楚连贯、毫不含糊的。洞察力并不会作为一种可能的备选答案而出现。当我们获得洞察力的时候,我们知道:“没错儿,这就是解决办法。”我们会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会让我们对刚才的洞察力充满自信。华莱士称,洞察力的闪现会让人产生一种颇有把握的感觉。我们并不是想到了一个似乎比其他办法更好的解决方法。相反,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这就是解决之道,就是那个让人满意的答案。洞察力非常美妙,有时甚至能给我们带来一种美的感受。当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双螺旋模型之后,他们觉得这简直美妙得难以置信;当查尔菲着手准备好他的新研究时,他可能有这种感觉;当马可波罗斯从疑惑转为确实发现了一桩诈骗案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当戈特利布发现新的病例符合他所发现的规律时,他获得了满足感,尽管事情本身非常残酷糟糕;年长的那位警察在事后甚至想要去拥抱他的同伴。

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准备好去揭示洞察力这种神秘现象背后的原理。当然,我了解得越多,遇到的复杂问题和困惑也就越多。我也不确信,我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出有用的解释。不过,我也没有意识到,我其实已经快要准备好了。

用自然主义而非实验的方法研究洞察力

当我刚开始研究洞察力背后的真相时,跟往常一样,我在项目的一开始就产生了各种怀疑。而且,这次还有一些新的疑惑。在过去的将近一个世纪里,认知科学家一直采用一些传统的测试题目来研究洞察力,对此我之前没有进行过任何研究,甚至都没有去试着解答那些题目。因为对我来说,这些研究、这些实验,并不能够帮助你找到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更多的是在问题解决之后的后见之明。

但没准儿这是我的优势。我想要探寻的其实就是,在实际情景中洞察力是如何起作用的。这么一来,我就不会拘泥于实验室、研究所带来的各种限制,而是直接对于现实中的洞察力进行研究。对于实验室里面的小把戏,我真是没有多大兴趣。

25年前,我打算开始研究人们是如何做决定的,当时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在那之前,我没有做过什么决策制定方面的实验,甚至没有选修过跟决策制定有关的课程。当时,我想要揭开的是另外一个谜题: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时间紧迫,不确定性强,人们是怎样做决定的。我当时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实验室里,而是直接去研究那些确实做过这种决定的人。你是无法在实验室里研究这种情形的。

我研究了消防队员,他们这群人必须在极大的压力下做出正确的决定。我没有让他们去做一些标准化的实验题目。相反,我跟我的研究团队直接去采访了这些消防队员,研究了他们所遇到过的最惊险的挑战。我们搜集了最精彩的故事,对这些实例深入发掘,试图找到这些消防队员做决定的策略。

我们的研究结论让自己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结论跟现有的任何人类决策模型都不符。这些消防队员并没有比较若干种解决方案,然后从中选择出最优的那种。他们哪里有这么多时间!相反,他们依仗的是经验,是他们几十年火场救援所累积的行为模式,他们能够对于眼下情况迅速做出估计,选出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这些消防队员把当下遇到的灾情跟之前遇到过的灾情配对,从而做出快速的判断。通过配对来做决定,速度快,不用前思后想。这样的直觉能够让他们立刻找到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他们会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他们并不会拿这个方案跟其他方案做比较,而是有意识地来设想,如果采用该方案,结果应该会如何。对于80%以上的艰难决定,消防队员们都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做出的。

其他研究者复制了我们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们还发现其他各种专业人士,比方说军事指挥官或者钻井平台经理,同样是采用这种策略,做出了90%以上的艰难决定。我们将这种策略称为“基于认知的决策方法”。在所有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自然主义决策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被开辟出来。在这个领域里,研究者会去研究人们在实际情况下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采用臆想的实验,强迫人们在实验室里进行思考。

许多心理学研究者对于在真实的环境中研究人们的思维过程,感到无法接受。他们质疑说,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算不上科学。对他们来说,科学研究就必须建立在严格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对于像我这样的自然主义决策研究人员来说,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只是提供新的想法,之后需要用科学手段证明。我们做的只是科学研究的初期工作,我们会试图观察并理解人们是怎样做出艰难决定的,以及怎样形成洞察力的。

传统的决策研究者并没有想到认知策略这种决策制定的方法,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做实验的方法:招募过来一群没有经验的人,让他们去做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事情。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决策制定理论,根本没有考虑人的经验因素。基于认知的决策方法,其前提是数十年的相关经验,这些经验累积成为成百上千套相关行为模式。

现在,一切似曾相识。几乎所有关于人类洞察力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面借助设想出来的实验题目完成的。这些实验的目的都是为了模拟实际情况,并检验相关的科学猜想。我觉得现在自己想要研究的洞察力领域,和25年之前想要研究的人类决策的领域,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我希望通过自然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洞察力也能成功。我并不知道人类的洞察力是如何产生的,我也没有什么想法可以验证。但是,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要的就是这样。我准备采用这种办法来研究人类的洞察力,来探究人们究竟是怎样获得洞察力的。如果我的运气够好,我很可能可以从我搜集的案例中获得一些有用的想法。

表面上,这些针对消防队员的研究似乎告诉我们,洞察力和直觉是一回事儿,但是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很大。在危机情况下,消防队员不断累积行为模式,并依靠这些行为模式快速做出决定。直觉运用的是那些已经形成的行为模式,而洞察力,则是不断地发现新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虽然洞察力与直觉有所区别,不过25年之后,这些对于消防队员的研究还是影响了我对洞察力的思考。对于一场情况复杂的火灾,随着消防队员获得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们经常会改变自己的预判,把这些新涌现的情报整合到已有的剧本当中。但是,如果情况特别危急,消防队员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已经发生的情况,并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进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消防队员们就会更改自己早先的剧本,对于火情进行重新评估。

我们常常会通过推演剧本,来将某种情形的各种细节整合归纳。除了推演剧本,还可以用其他的办法来理出框架,比方说做一个路线图,或者是做一个组织结构架构图,它能够直观地表现某个人在整个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我把工作重心放在人们自己的故事上,因为这是一般人遇到问题时,用来归纳整理信息的常用方法。通过几个我们称为“锚点”的核心认知,推演剧本的方法把事件的所有相关信息整合起来。这些核心认知相对稳定,我们在此基础上能够对其他的细节进行解读。研究进行到后面,我发现绝大多数事件的剧本其实都依赖三四个锚点。

举例来说,前文中年轻警察的锚点就是那辆豪车,以及驾驶员对于汽车完全不爱惜的态度。查尔菲的锚点是昆虫的透明度、绿色荧光蛋白能够发光的事实,以及他相信类似蛋白可以被植入昆虫神经元的信念。马可波罗斯的锚点是只要股票市场里的投资基金号称自己只赚不赔,这就一定是骗局,以及麦道夫所声称的那种投资方法其实非常保守,根本就没有办法赢得巨额收益。戈特利布的锚点是他发现了一种只感染男同性恋者的疾病,这疾病能够部分摧毁病人的免疫系统,从而导致病人容易患上各类感染性疾病。

随着人们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他们有可能会改变早先的锚点。当查尔菲知道了如何制造绿色荧光蛋白,以及如何将其植入各种细胞当中后,他的剧本变得更加充实了。马可波罗斯在知道了麦道夫的各种骗局后,他的剧本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戈特利布后来也发现,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不仅仅是男同性恋者。

我在着手研究灵光乍现现象的时候,并没有冒出这些想法。我并没有想到消防员,或是锚点,或是我们总结组织事件的方法。现在,通过事后分析,我发现我较早前进行的工作,让我对于洞察力的工作机理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这个时候,我从之前对消防队员和其他人士进行的访问中看到了希望,我觉得我有希望做出新发现,哪怕是我没有进行利用人类的洞察力来解决谜题的实验,而没有进行此类实验甚至也是让我觉得有戏的原因。我做好准备了,我要从那厚厚一沓剪报开始,去深挖彰显人类洞察力的实例。

激发洞察力的5类策略

当考古学家想要考察一座没有人迹的小山,看看里面的结构的时候,他们不会一上来就开挖整座山。要是这么干,成本就太高了,花费的时间也长。相反,他们会先挖一条沟,对于山的内部结构有一个初步印象。这么做能够帮助考古学家评估,山的内部到底有没有隔墙、建材,或者其他重要的建筑结构。也许考古学家们最后的结论是这座小山没有什么挖掘价值,或者他们也可能认定山下埋着东西,有必要进行充分发掘。

我的研究计划恰似一场考古发掘。我没有准备各种实验室里的实验, 那是传统的研究洞察力的方法。相反,我研究的是那些忽然间改变自己固有想法的人们,他们的洞察力是怎样发生的。我搜集了许多这样的事例——加上我一开始搜集的那一小部分事例,总共有120个。当我完成了搜集工作之后, 我就开始研究它们,看看能不能够找到什么一以贯之的主线。如果我的运气不错,就能够从这些故事背后找到一些线索, 让我搞清楚灵光乍现背后的原理。

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这120个事例,我总共花费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我亲自进行的访问并不多,因为我能够从媒体上找到相当多的案例。我特别倚重的信息途径是图书,特别是那些具体描述创新和发现的图书。我也采用了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我回头找寻了在过去30年间我所进行的访问, 精选出了这样的案例,即主人公忽然间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改变了自己对于事物工作原理的固有观念。

那些关于创新的书,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实例,特别是在科学、发明、商业和管理领域。我还重新寻找了较早之前我对于军队指挥官进行访问的原稿。另外,我还发现,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关于金融投资的书籍、文章为我提供了更多的例证。我也找到了许多关于医学发现的例子,跟许多领域内的专业同事,甚至是家人谈论有关洞察力的问题, 想要从中找到可供研究的实例。最后,我找到的所有例子就是面前的这120个。我并没有去设想,通过研究这些事例, 我究竟能够得到什么结论,或者这些故事可以怎样被整合起来,形成一套新的逻辑。这些是等我结束整个项目之后才应该考虑的问题。当你在本书的前几章里看到这些关于人类洞察力的故事之后, 你对于主线的领悟说不定比我还要好。

我自己对于这些故事的领悟, 其实都是偶然获得的。每当我感到某个事件下面有东西可以深挖的时候,我就会相应地加深研究。也许未来的研究人员能够找到更加系统的方法,去搜集整合相关事件, 但是就现在而言,我采取的是自然主义的研究方法,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提出观察的结论。我得去深挖事件背后的内幕。

120个故事中,绝大多数都是成功的例子,不过我不是批评过华莱士之前的研究只关注成功者吗?一个研究人员找来一大堆成功的经验,然后总结说某种策略一定能够培养和提升洞察力,比方说精心准备。这样一来,我们就看不见那些例外的情况,也就是精心准备没有带来任何收获的案例。为了克服这种缺陷,我在项目的后期特意选择了一些案例作为对照组。这些案例的主人公不仅仅是那些获得了洞察力的成功者,也包含了其他一些失败者,尽管他们也掌握了完全一样的数据和资源。而这正是定义洞察力的标准之一:别人也掌握了类似的信息,但是却没有做出同样的发现。这些对照组能够为我们展示,在成败之间, 究竟是哪些策略和特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将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具体对比这两者。

在我搜集120个关于洞察力的案例过程中,我将每个案例概括成一小段话,这些话可能不满3页纸,有时候甚至只有半页纸那么长。我将每段叙述分解成3个部分: 事件发生的背景、催生洞察力的关键事件,以及洞察力的性质。

接下来,我会给事件分类,试图去找寻事件的模式。我定义了一系列分类规则,一开始分类的项目不多,但随着我想要了解的东西越来越多,不断有新项目加进来,最后我总共划分了14个大项。这就是我为了考古而挖掘的沟壑,这不是什么控制变量的实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人类洞察力的真相。

我会按照一些情形来进行分类,例如主人公是否陷入了难题(是或者否),是否有时间深思熟虑(是或者否),洞察力是突然出现还是逐渐培养的,诸如此类。当我确定了这些分类标准之后,我跟我的助理研究员安德里亚·加洛斯开始分头给每个事件贴标签,按照这14个类别将它们分别归类。一开始,我们划分范畴的重合度是78%,这已经算是不错的开始了。然后,我们会就那些分类标准不同的案例进行探讨,调整我们各自的标准,减少模糊地带。我还给一些故事增加了新的细节。到了项目最后,我们划分类型的重合度高达98%。

最后,我将这120个案例分成了5种不同的获取洞察力的策略方式: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好奇心驱使、自相矛盾以及急中生智。事件的发生,是不是因为主人公把不相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了?或者主人公注意到了某种巧合,才产生了洞察力?或者是主人公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发现这件事情很奇怪?还是说主人公注意到了某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又或者主人公陷入了某种僵局,急切地想要找到某种方法来打破僵局?

所有这120个案例都符合其中某一种策略方式,大部分甚至采用了不止一种策略。但是,究竟哪种方式最好,能够“真正”解释洞察力的原理?还是说我们应该把5种策略方式综合起来,形成一套一般性的策略方式?当我试图从数据中寻找出正确的方式的时候,我对这两种方式都不太满意。当然,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接下来,我会用几章的篇幅来介绍这5种可能的策略方式。我们先从可能性最大的策略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