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洞察力的逻辑

当我翻阅手上的故事时,忽然间注意到了一件怪事:手上总共有5个故事,而其中两个故事背后的原理完全背道而驰。这两个故事,就像是两件截然相反的事物。难怪我琢磨了半天也没办法总结出一套理论。

当遇到急中生智的情况时,我们想要找到某种限制住我们思维的薄弱观念。我们需要摈弃这种薄弱观念,才能够避免陷入思维定式,走进死胡同。但与此相反,如果要应用自相矛盾的策略,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薄弱观念上。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不能够找个理由将就过去,或者就此摈弃这个问题。我们要通过对于这个观念的反思,来重构我们的剧本。

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那些急中生智的故事。瓦格纳·道奇在急速逃命的过程中,突然间想到他可以除掉这些枯草,从而阻止森林大火向前蔓延。这一洞察力帮助他想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式除去这些枯草——他放了一把火烧光了这些草。阿伦·罗斯顿被一块大石头压住了右臂,这个时候,他放弃了把手臂救出来的希望,也不奢望用小刀切断肱骨了。相反,他利用大石头做杠杆,把自己的肱骨硬生生地折断了。谢莉尔·卡恩对于公司同事不能够按时在周末之前填好时间绩效卡的行为非常不满,不过她放弃了强制命令的手段,转而采用送出好时巧克力的方式。在土伦之战中,拿破仑摒弃了别人的假设,不再认为法国军队必须在数量上绝对压倒英国和西班牙的入侵者才有胜算。他只需要切断入侵者的补给线,后者就不得不从海路撤退。

现在再来想一下那些源自自相矛盾的发现吧。约翰·斯诺在留意到相反的证据之后,他脑中的警报拉响了,他开始质疑霍乱是由恶劣的空气传播的毒气理论。就算都在呼吸恶劣的空气,有的人患上了霍乱,病倒了,但是有的人却安然无恙。斯诺自己进行的验尸报告也显示,那些因霍乱致死的人的肺部完好,但是消化系统却出现病变,他由此获得了更多的与毒气理论相矛盾的证据。斯诺当然可以想办法给这些反常的证据提供一个解释。人类的天性,就是去找理由,给那些违背规律的证据找出解释。当然,这个出发点是好的。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反常的证据都是错的,或者与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如果否认这些反常之处,当然是一种更加安全的策略,但是安全的策略却不能帮助我们获得洞察力。只有认真对待这些反常的地方,我们才能够获得洞察力,斯诺正是因为这样才获得了洞察力,他因此找到了另外一种框架、另外一个剧本。斯诺猜测说,那些受到污染的水源才是传播霍乱的元凶。这一观点指引他去寻找旁人所忽略的证据。

再回头看一下爱因斯坦的发现,看一下他是怎么发展出他的狭义相对论的。在此之前的10年间,爱因斯坦一直在进行有关光线的思维实验,有时候他会发现一些反常的情况和自相矛盾之处。举例来说,如果爱因斯坦自己乘着光线而行,那么他就会以光速移动。如果从该道光束上又发射另外一道光束的话,那么第二道光束将会以光速离他而去。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光速更快,因此爱因斯坦找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想要给这个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只要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够了,即坚持第二道光束并不会真的以光速远离他所在的那道光速。但是,爱因斯坦认真地对待了这个问题,并没有毫无依据地提供解释。为此,他还修订了其他的一些观点,其中有些基础性的观点本身看上去非常坚实,特别是牛顿的观点,即空间和时间是不变的。如果我们假设光速是恒定的话,那么我们运动得越快,时间就会变得越慢,长度会缩短,而质量会增加。因此,我们就进入了狭义相对论的世界。

从自相矛盾之处产生洞察力的道路,似乎总是按照相同的剧本在上演:我们先遇到某个反常的事件,虽然想置之不理,但是我们控制住了这种冲动,先是相信其背后必有原因,再根据这样的假设来调整其他的观念,最终使得一切都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我们会抛弃一些早期的想法,有的时候则是一些比较主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放弃了空间和时间恒定的想法,我们也放弃了所谓的毒气理论。循着这种推理方式,我们最终获得了新的理论框架,其中虽然也有一些旧的理论基础,但却更着重这些反常之处。

在我的案例库中,共有45个因为反常之处或者前后不一致而获得洞察力的案例。在其中42个案例里,那些捕捉住洞察力的人们会认真探寻这些反常之处,而不是随便找个借口应付过去。还有另外3个案例,因为我手上掌握的资料不足,没有办法直接贴标签。在这些案例里,没有一个主人公是随便放过了反常之处的。

投资者艾斯曼、鲍尔森、巴里、李普曼和帕克,他们看上去也是依循同样的路径,因为他们抵御住了金融泡沫的巨大诱惑。他们看到抵押贷款界人士和华尔街人士信心满满地认为房价只会继续上涨;但是他们自己的数据分析却显示,这种上涨眼看就要走到尽头了。发现这一反常之处之后,他们紧抓不放,就算他们的结论与华尔街的主流观点背道而驰也没有关系,他们由此出发,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投资机会。

不论是自相矛盾的案例,还是那些急中生智的案例,人们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反常事物上,他们执着于未加证实的观点。但是,在急中生智的案例里,人们并不是设法以这些薄弱的观点为核心,重新定义自己的思维框架,而是正好相反。这些处于绝境中的人们向这些薄弱的观点发起攻击,而不是想办法包容它。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总是积极寻找,是否存在着某些前提是我们能够扭转的。我们不会去假设如果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它的背后意味着什么。相反,我们会排除这一前提,从而改进现实状况。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寻找洞察力的办法。

它们源于不同的动机——一种是为了摆脱困境,另外一种则是为了反思传统观点。

触发两者的事物不同——一种是在寻找错误前提的时候被触发,另外一种则是在遇到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时被触发。

它们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不同——一种是要改变某些错误的前提,另外一种则是在薄弱假设的基础上,探究为什么会前后不一致。

当然,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共性。它们都是破坏性的,因为我们不能舒舒服服地固守旧的思维了。相反,我们必须调整最核心的观念,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固有的认知和锚点,同时还得修改其他一些观念。这两种不同的洞察力获得方式,也会带来某些类似的结果。我们会因此改变我们的认知,我们有时候还会意识到,我们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对于局面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对于事物的感知以及对于追求的目标,都会发生改变。

在下图中,我试图囊括上述的这些特点。这幅图称为“三道路模型”,是因为我把剩下的那些洞察力策略——触类旁通、巧合事件以及好奇心驱使——都融合在一起,归为第三条道路,正如图中中间那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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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联系道路有自己的特点,这跟急中生智的道路和自相矛盾的道路不尽相同。对于那些薄弱的锚点,我们不会简单地去挑战它或者巩固它。当我们在不同事物之间看到了某种联系,看到了某种巧合或者产生了某种好奇心之后,我们就会在意识中增添一个新的锚点,然后再努力思考它们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来说,人之所以会有一个新的锚点,是因为我们获得了某些新的信息。

马丁·查尔菲听说了有关绿色荧光蛋白的信息,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行的。他把关于这种蛋白质的信息,与之前半透明昆虫的知识结合起来,从而发现了新的研究方向。对于查尔菲来说,绿色荧光蛋白就是一个新的锚点,他将它加入了纷杂的信息当中。

当查尔斯·达尔文读到马尔萨斯的著作之后,了解到了这样一种观点:生物的种群数量增长到某个程度,个体就必须争夺诸如食物和水源等有限的资源。这种争夺有限资源的观点就是一个新的锚点,它帮助达尔文建立起一整套进化论。马尔萨斯的观点与达尔文的想法并不冲突,当时达尔文也没有迫切地寻求突破。他只是单纯地觉得,如果把马尔萨斯的观点结合到自己的思考体系中,应该挺有意思。

美国的斯塔克海军上将与日本的山本上将,都看到了塔兰托战役背后的意义。借助航空母舰群,就能够对敌人的海军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使之前觉得固若金汤的军港,一下子变成了无法逃脱的陷阱。这种策略进入了两位海军上将的思考框架,后者将其纳入了摧毁敌方海军力量的计划当中。

爱丽森·戈普尼克发现,自己两岁大的儿子对于泡在山樱桃酒中的菠萝会发表好吃、难吃的评论,这对于她研究婴幼儿的智力而言,算得上是一个新的锚点。他的儿子发表评论这件事,与她之前所知道的知识并不冲突,而且促成了她的新想法,去探究14~18个月大的婴儿的思维方式。

其他一些时候,当人们看到了某些巧合,同样会获得新的锚点。卡洛斯·芬雷发现,黄热病的爆发和库蚊之间存在着某种巧合。于是,他将库蚊当作一种新的锚点,使其成为思维框架中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解释黄热病传播的原理。

在三道路模型中,我把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和好奇心驱使混合在一起。这些方法背后的机理相同,都是为了寻找可能存在的新锚点。触发它们的因素都是一样的——当我们注意到了新锚点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才会被激发。巧合事件和好奇心驱使本身算不上是洞察力,但是这两种情况引领我们走上通往洞察力之路,去寻找新锚点,并与我们旧有的认识联系起来。触类旁通、巧合事件和好奇心驱使都会引发同样的行为,也就是将新锚点与旧锚点联系起来。在这条通往洞察力的道路上,我们不需要将自己的锚点扔到一边。相反,它会让我们获得新的剧本,从而调整我们的思维框架。与自相矛盾和急中生智的道路相比,在这条通向洞察力的道路上,人们的动机、触发点、相应的行动都不一样。但是不论如何,结果倒是与其他道路相同,都会因此书写出一部无人能够预料的新剧本。

这种剧本的转变不算小。这意味着,我们思维中那些核心的部分、那些锚点,都会在新剧本中被替换掉。在自相矛盾和急中生智的道路上,我们会放弃一些之前的锚点。在相互联系的道路上,新锚点被我们增加进来。不管是哪一条道路,在我们获取了洞察力之后,剧本里的锚点都与最初的锚点不尽相同。

刚才提到的三条道路,不论是自相矛盾道路、相互联系道路还是急中生智道路,它们都各有各的缘起,人们在每条道路上前行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或者承认某种反常情况的合理性,去论证整个框架里最薄弱的锚点,或者对这个锚点进行证伪,或者增添新的锚点。如果今后出现更多对于洞察力的研究,图中很可能也会出现除了3条道路以外的新道路。

在三道路模型图的最下方,画的是通向结果的不同路径。在这三大策略中,有一些坦途能直接到达终点,但也会有一些重合交叉的路径。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的资料库中的很多洞察力都依赖至少两条路径。比方说,卡洛斯·芬雷发现库蚊和黄热病之间存在巧合。当时,虽然人们不看好蚊虫传播的理论,但沃尔特·里德发现毒气理论和黄热病之间的联系出现了矛盾之处——在一个例子里,一个囚徒病死了,但是与他呼吸相同空气、穿同样衣服、睡一张床的其他狱友却安然无恙。最后,沃尔特·里德的团队找到了一个新锚点——库蚊传播是有潜伏期的。当他们把潜伏期放到自己的研究中之后,他们就能够证明,传播黄热病的其实是库蚊。

多重道路不是特例,而是规律。我的图中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的组合,要不然就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在大部分多重道路的组合中,都会有相互联系这条道路,所以我就把其他的两条道路与它归在了一起。同时,依赖自相矛盾道路和急中生智道路的案例倒不多。

建立了三道路模型之后,我觉得我已经解开了灵光一闪的谜题。当然,这说不上是一个能够被解开的谜题。因为背后并不存在一个“正确”的答案。这不像约翰·斯诺发现传播霍乱的是脏水,也不像哈里·马可波罗斯发现伯纳德·麦道夫的非法行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着某种能够证实的正确答案。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做到的事情已经比预想的要多了。我现在描绘了一幅比较全面的图景,展现了人类究竟是怎样获得洞察力的,对此我还算比较满意。当我们遇到类似要解释洞察力从何而来的挑战时,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从历史中寻求答案,我就是这么做的。我相信我已经超越了格雷厄姆·华莱士的成就,超过了他那套四阶段模型理论,同时,我的成就也超越了我所阅读过的其他所有人的论述。我没有生搬硬套地进行数据分析,而是冥思苦想各种真实的事例,从中寻找答案。

虽然说我建立了三道路模型,但是洞察力问题也不能盖棺定论了,我觉得这只能算是前进了一步。这算是一个答案,回答了之前等式中向上箭头的工作原理。这一模型看上去内涵更加丰富、更加全面,也更加有用。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将会检视如何运用这套三道路模型来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洞察力。

三道路模型还证明,为什么之前的理论是错的,或者是不全面的。因为这些理论只看到了一条路径。有的研究员和理论家,例如华莱士,把洞察力当作摆脱成见和突破困境的出路,即急中生智道路。那些强调把观点组合起来的研究者,其实用的是相互联系的方法。还有的研究者,认为洞察力就是重构问题或者重建人们的思维方式,他们其实用的是自相矛盾的方法。他们都没说错。三道路模型正好展现出,人们获取洞察力的方式不同是因为他们走在不同的道路上。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加完善的框架来了解洞察力的运作方式,是时候去探究一下洞察力的对立面,看看那些压抑人们获得新发现的力量。接下来,我们将探究第二个谜题:是什么抑制了我们的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