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管理:预见未来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

管理在四要素中排在最后的原因在于,它是用来应对前三个要素变化的一个工具。当资源、科技以及人口这三个要素发生自下而上的改变后,管理就该上场了:迅速、积极地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确保社会的长期稳定。

资源、科技和人口都是资产,它们或自身具有价值或能创造价值,可以持有或进行交易。在社会群体中,人们会将财富集中起来,协同工作,完成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情。合作成功的前提是,建立共同的目标以及确保合作进行到底的规则。

这种协作需要根据明确的规则、分工和任务分配进行组织规划,并有一套完整的领导选举和继任方法。我们把有权制定和执行这些规则的机构称为政府。政府的功能是建立并维持整套制定规则的程序,并制定和执行集体规则。

政府的社会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部落长老制度、君主统治、社区自治、独裁统治、议会制度、神权统治以及民主政治等。政府也有一些基层形式,比如公司或大学的董事会、家长协会、社区联盟等。

然而本章要讨论的重点是管理,而不是政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广义的管理概念:管理是人类制订计划,达成目标,管理变革的机制。

管理工作主要借助两套工具:一个是法律规则,一个是市场规则。人们同时使用这两套规则,以保证这个社会群体的劳动力、物资以及工作时间能够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生活。法律规则为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这些保护性规则明确规定了几乎所有行为的界限和程序,比如婚姻法、土地法、劳动法、交通法规等。

法律规则告诉我们如何管理和分配资产,市场规则的作用则是决定这些资产的价值。市场规则的核心是交换。如果我送给医生半头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再去找他免费看一两次病呢?我投入了时间、土地和金钱将奶牛养大,并学习屠宰技术;而医生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了医学知识的学习上。他要为病人看病,所以工作繁忙,根本没时间饲养牲畜,但是却要养活6个孩子。我虽然有许多奶牛,但搞不清楚我女儿生病的原因。我们各自带了对对方有价值的东西并进行交换,因此这样的交换看起来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市场管理的作用是通过为产品、贸易、知识、投资和债务等资产制定计价标准,帮助人们将交易规范化,其方法则是建立统一的计价标准。计价的依据包括某一物品的交易价值,该物品的被需求程度,生产所需的时间和原料以及该产品的稀缺程度等。现在就以半头牛这一物品为例:如果这半头牛被绞成了肉饼,它就可能变成麦当劳的一个价格1~2美元的双层芝士牛肉汉堡;但如果这半头牛是日本的神户牛肉,再被做成配着黑松露和法式鹅肝的价值5 000美元的花香汉堡,而且只有詹姆斯比德基金会评选出的最佳厨师休伯特·凯勒的高级菜单上才会有这道菜。你要花费5 000美元才能“享受”这一美食。这便是市场规则:供给与需求,质量与数量,吸引力与实用性。

这两个例子展示了法律规则和市场规则如何发挥作用。事实上,管理不仅仅是管理阶层的事情,也不仅仅由一些政客组成的精英团队或政策专家决定。如果把管理看作是为了治理整个世界而制定并执行的规则,你会发现管理其实无处不在。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从小在家就要遵守长辈们制定的家规。此外,交通法规为安全驾驶提供保障,语法和标点符号的使用规则明确了书面语言的标准,这些都是管理的体现。这些规则不但让群体活动更加高效,而且为群体行为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奖惩制度。比如,孩子知道,如果遵守“家规”(如每天整理床铺),那么每周都能得到零花钱;司机知道,如果拥有良好的驾驶记录,那么买保险的费用便会减少;有志向的文字工作者知道,如果想在新闻界找到工作,那么最好学会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规则意味着有人已经充分考虑到你需要做什么,并且决定了你需要做什么以及不做什么才能实现你的目标。儿童或许并不关心自己的床是否铺好了,父母向其灌输铺床的理念不仅是为了让房间更整洁,更是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能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管理的实现需要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因为只有我们的目标十分明确才能制定正确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时,通常感觉自己无力做出正确的决策。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不是采取行动,而是展开激烈的争论。我们讨论这些变革是否真有其事,讨论其产生的原因和有可能导致的结果。当这些争论进入公众视野,这些问题就变成了政治或文化“议题”,比如对干细胞研究、移民问题、气候变化的争论,互联网当中知识产权的争论。虽然这些争论令人不安甚至发狂,但正是通过这些争论,变革才得以推进并融入到社会中。也就是说,管理既是改变的障碍,也是适应变化的工具。如果我们不能调整自身的价值观和信仰,使其与资源、科技和人口方面的新生产力相适应,我们就无法有效利用这些新生产力。通过四要素模型的分析,了解变革产生的原因和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对我们了解如何规划和管理我们的未来大有裨益。

将管理要素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所有未来学家的共同目标。管理是我们实现更好生活(更好的社会、经济、家庭)的基础,它让我们有能力去追求更广阔的未来。简言之,管理是我们接受变革、应对变革和引导变革的重要工具。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

如果你在讨论经济政策的时候没有体验过心跳加速的感觉,那你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

或许这是因为你没有听过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关于全球化对经济的影响的演讲。克莱德是许多国家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的咨询顾问,他服务过许多重量级的人物。他能够证明,对任何一个阶层的人来说,规划好未来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当中有些人有幸在2006年和2007年的“推动大会”上听过克莱德的演讲。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建设充满经济活力的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克莱德认为,制定长远明智策略的最主要障碍是意识形态。即使在高层的权力集团中,领导人也未必能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做出冷静清晰的判断,实际上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做出判断的时候无法避免个人偏好的影响。事实上,当人们在考虑重大问题时,比如在考虑一个国家或企业未来的经济发展时,人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主观理念来判断未来应该是怎样的,就好像未来是由主观意志决定的。克莱德说,人们很多时候无法做出清晰理性判断的障碍是某些“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相对主义、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美国的例外主义等。例外主义认为我们的未来要靠身上的某种文化基因来保障。

美国例外主义源自于美国人对自身建国理念的认同:美国政府的设定是为了让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家。换句话说,美国是企业家的天堂。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推销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些新想法的所有权以及所创造的利润都能受到保护。这样的激励政策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创新动力。

美国文化的核心精神简单来说就是一种热忱:“没错,你能行!”美国人时刻准备着用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艰难挑战。准备充分的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将所有困境转变成可以利用的机遇。美国的例外主义使美国人有一股乐观进取的精神,让美国人能够自由地去追逐理想,自由地享受胜利的果实。正是这种乐观进取的精神和自由的发挥空间让美国人获得了巨大优势,进而激发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全球经济或许会有起伏,但是面对起伏美国人通常会想:“我们会好起来的,我们美国人总能战胜困难,因为我们天生就有创新基因。”

然而克莱德警告说,这种思想会导致人们忽视那些不符合他们期望的重要经济指标。为了强调这一观点,克莱德还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诠释:中国每年向美国出口价值490亿美元的电脑设备,而美国每年向中国出口的最主要的物品是价值76亿美元的废纸和废金属。

的确,很多美国公司开发了许多先进的创新技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技术,我们才能拥有iPad(苹果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以及其他有趣的电子产品。这些电子产品在国外加工组装后被运回到美国的消费者手中。美国的一些公司,比如苹果公司、英特尔公司、亚马逊公司确实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然而,如今的贸易数据却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关于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这样的结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克莱德说到,认为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等文化特征能够让某一个经济体优于其他经济体的想法是错误的,它们只是由相应的鼓励性政策引导的行为。如果美国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有这样的能力,那么这种思想无疑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人并不是天生就具备创新能力,而是鼓励引导的结果。如果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鼓励性政策,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

“比起其他国家的人,美国人一出生就能毫不费力地拥有明显的科技优势。而这一优势与市场力量没有关系,全是政策引导的结果。”如果把克莱德的这句话改成一句口号,那就是:“笨蛋,这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讲,管理就是要制定规划,引导变革,创造美好的未来。

2007年,克莱德演讲一结束就离开“推动大会”讲台直奔机场,因为他刚演讲完就收到了来自以色列政府的会议邀请。以色列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抚养比和失业人口同时上升这一严重的问题。以色列政府正在制订一项长期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促进经济发展。为此,以色列政府邀请克莱德和他在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的同事协助规划未来的蓝图。他们把这一项目命名为“以色列2020:经济发展远景战略”。

“硅溪”的硅谷梦

以色列的国土面积还没有美国新泽西州的面积大。然而,以色列是世界第24大经济体,其主要的经济发展动力来源于充满活力的高科技产业。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加州的硅谷。跟美国的硅谷相似,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也有一个类似的名字——“硅溪”(Silicon Wadi)。其中全是以色列土生土长的创业公司和风投公司,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高科技群落和研究园区。这一地区的创新程度极高,因此许多跨国科技公司(包括微软、谷歌、英特尔、飞利浦、思科、甲骨文以及国际商业机器公司)都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实验室。

“硅溪”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该地区拥有高学历和高技术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口比例非常大。实际上,以色列是世界上工程师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如今,这成了以色列的人口财富!

尽管“硅溪”因创意、投资和快速发展而声名显赫,但是高科技产业所雇用的员工人数只占总人口中非常小的一部分。以色列托布社会政策研究中心(Taub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Studies)的常务董事、经济学家丹·本–戴维(Dan Ben-David)说道:“以色列劳动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没有工作的。”以色列的劳动人口中只有56%的人找到了工作。最可怕的是,这一数字还在减少。

这一数字代表着极高的抚养比,也就意味着在以色列,需要抚养的人口比做贡献的人口要多,因此以色列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阻。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要从深层次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

简单来说,其原因是大多数以色列人的受教育程度并不足以胜任技术含量高的高薪职位。然而,这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原因,这也反映了以色列必须解决的社会难题。只有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以色列才能从高抚养比的泥潭中挣脱出来。

失业魔咒

以色列的大多数失业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个是极端正统派地区,另一个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地区。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极端正统派地区的人口被免除兵役,目的是让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宗教研究之中。极端正统派地区拥有独立的教育体系,这种体系能够培养杰出的宗教人才。然而,这种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有参与现代经济活动的能力。许多学生毕业以后会坚持宗教学习,直到40多岁。小学之后,他们就不再学习数学或自然科学一类的实用学科了。

最初以色列政府支持的极端正统派地区只是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当时该地区对整个以色列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问题是,10年以后该地区的人口占以色列总人口的20%。现在该地区的失业率高达65%,这会使以色列的财政不堪重负。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地区的失业率和出生率与极端正统派地区相似,但是阿拉伯人地区的人口现在占以色列人口总数的20%。这一数字对于以色列未来的劳动力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阿拉伯人地区和极端正统派地区的学龄儿童占整个以色列学龄儿童总数的50%。这就意味着以色列下一代人中可能有50%可能因缺乏技术而面临失业。再加上需要抚养的老人和小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以色列的抚养比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若要解决这两个地区的就业问题,不仅要解决其结构性的问题,还要解决文化障碍问题。比如,以色列的教育体系没有对所有地区的学校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连接经济发达地区与孤立的经济落后地区的交通设施十分匮乏。这两个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商业活动,而且女性难以获得工作机会: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文化支持,另一方面是因为她们不具备相应的技能。当然,阻碍以色列经济发展的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与邻国的长期冲突,尤其是与巴勒斯坦的冲突。为了应对冲突,以色列不得不将大量的宝贵资源(人力和财力)投入到安保防务中,根本无力发展经济。同时,冲突还使以色列错过了许多珍贵的贸易机会,以及与中东其他国家建立贸易渠道的机会。这些都是以色列经济长远发展战略中要解决的问题。

威胁以色列经济稳定的另一个因素是其引以为豪的高科技产业。硅溪中的大多数企业走的都是同一种路子:先拥有自己的创新技术,然后凭借技术吸引资金并建立创业公司,等创业公司运作成熟之后便转手卖给高价收购的外国公司。所有宝贵的知识产权就这样流失了。更糟糕的是,本土企业的发展机会也随之丧失。只有发展好那些已经跨过创业阶段的本土成熟企业,才能提供更多的普通就业岗位(而不是需要博士学位的岗位)。如果企业能够在国内扎根发展,这就能给本国民众提供一系列的就业机会,同时也会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比如建筑业、服装业、服务业、日托机构、餐饮业等。

以色列政府想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于是请克莱德从学习其他国家处理相应问题的经验入手,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提出政策建议。这些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爱尔兰、瑞士、芬兰和爱沙尼亚等。

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确实能反映出以色列现在面临的难题的某些侧面。跟以色列类似,其中有的国家非常年轻,有的也是多民族国家,有的国家也面临安全问题,还有些国家也经历了好几个高失业率时期。克莱德和他的团队希望从这些例子中找到成功解决这些难题的对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从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政策中找出适合以色列的规律和原理。

值得强调的是,政府的功能是保障人民的长期安全和社会繁荣。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需要建立相应的规则、服务和机构,确保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追求期望中的美好生活。这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经济增长依赖8大要素

克莱德认为,要想搞清楚经济的动力和阻力,以及如何改善经济状况这些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评估经济系统中每个部分的运作状况。经济系统中的每个部分都是相互促进的,构成了一个不间断的循环。在研究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克莱德通过8个要素来对各国经济进行分析。

·教育

·基础设施

·创新力

·商业环境

·劳动力

·公共机构

·社会环境

宏观经济

克莱德对每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都做了比较。此外,克莱德还将每个国家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民族情况、文化背景、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考虑在内。

在仔细查看完所有数据,并将所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方法都总结了一遍之后,克莱德向后退了一大步。他希望退一步来寻找共同点:成功的策略是否都遵循共同的原则和方法?

克莱德数十年来都在从事经济战略和政策研究,所以对他来说,颠覆性的全新发现可谓是少之又少。然而,“以色列2020”研究却是一个例外。

成功的策略都是相似的

在调查研究了每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不同政策之后,克莱德深刻地发现:形式并不重要。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政府(专制国家、民主国家、神权国家、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君主国家),也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混合经济还是物物交换经济),政府形式和经济制度都不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决定因素。相反,克莱德发现,最能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国民的集体归属感。

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相对单一的民族,国民的集体归属感自然就会强烈,比如克莱德研究对象中的瑞典和芬兰。同一个民族的人们有着相似的体态特征、使用同样的语言、有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这些因素能够激发人们的集体精神,促使他们朝着统一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即使彼此之间有个人利益冲突,他们也会在必要的时候为集体利益做出牺牲。

研究对象中的其他多民族国家也积极应对,鼓励所有社会成员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因为地理因素、民族差别、阶级差别、信仰不同或者其他的阻碍而被边缘化的人们获得了更大的生产力,他们因此能够在整个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格莱珉电话公司为例,它不仅让人们获得了独立经商的机会,而且还创造了一个孟加拉国政府无力创造的公平竞争平台。

政府、企业或者两者协作都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都能通过这种方法取得成功。不管是哪种经济制度,只要能团结人民,让人们拥有相同的目标和愿望,并使政策和目标统一,就能取得成功。

来自新加坡的启示

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国家:75%的人口是中国人,15%是马来人,10%是印度人。然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通过建立共同目标的方式将各个民族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李光耀希望将新加坡打造成第三世界的一片绿洲,进而跻身第一世界国家的行列。李光耀认为,如果新加坡能够在公共医疗、公共安全、教育、通信、交通和服务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那么新加坡就会成为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以及其他专业人才的集中地。要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就需要众多受教育程度高、掌握高新技术而且会说英语的民众。所以,教育就成了新加坡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战略。

克莱德发现,社会凝聚力对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新加坡在制定政策时都会重点考虑如何增强社会凝聚力。发展教育是根本政策,住房建设规划和移民计划则是促进多民族社会和谐的手段。下面是克莱德在研究中发现的新加坡政策和规划中的一些显著特点:

教育 新加坡学生在国际性考试中往往能取得较高分数。

课程 新加坡的课程设置与其产业政策保持一致,用克莱德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就可以“防止学生成为找不到工作的白领毕业生”。

英语 新加坡的学生需要学习英语,同样,政府和商务领域也推广英语。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新加坡成为国际商务中心。此外,这也消除了本地“大语种”凌驾于其他“小语种”之上的情况。

公平的环境 新加坡政府通过努力提高了马来人社区和印度人社区学生的考试成绩。这些地区的学生的考试成绩过去一直比华人社区的学生的考试成绩低。让各个家庭以及整个社区共同努力是提高成绩的关键。现在这两个社区的学生在国际性考试中的成绩远比美洲和欧洲学生的成绩高。

公共住房 为了防止人们将自己封闭在本民族社区里面,也考虑到人口种族的平衡关系,新加坡政府出台了公共住房政策。一段时间之后,民族聚集地彻底消失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认同感都得到了加强。

移民 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出生率也在逐年下降,而人口的平均年龄却在不断增长。为了改变这一趋势,新加坡出台了积极的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高科技人才来国内定居。新加坡努力使自己的居住权和公民权对外国的专业人才更有吸引力。改革移民政策不仅可以平衡劳动力,还可以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吸引人才的“热点区域”,比如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

如今,新加坡已经建立起一种高度和谐的宗教和种族关系。新加坡的犯罪率极低,服刑人员非常少,人们的人身安全非常有保障。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不仅让新加坡人有一种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也给新加坡带来了繁荣和机遇。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

领导层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鼓励人们朝着同一目标共同努力。管理绝非易事,或许你在管理一支队伍、一个家庭、一个项目或仅仅是一个会议时都能体会到这一点。要让人们在合作中全情投入,就必须让他们知道群体的利益与他们个人的价值和抱负之间的关联。群体中的个人差异越大,成员们的个人价值观和愿望就越难统一。这是每个领导人必须清除的障碍。

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统一是政府所要实现的一项重要目标,新加坡政府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就非常出色。更何况,新加坡还是一个建国时间相对短暂的多民族国家,因此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就更是了不起的事情。从1613年起,新加坡先后接受了许多不同政权的统治,直到1959年才正式独立。在刚刚独立的时候,新加坡的情况其实非常糟糕:缺乏公共住房,失业率高,卫生环境差,紧张的民族关系还经常诱发暴力冲突。然而,短短50多年以后的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新加坡的全球竞争力排名第一。位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如今已经成功跻身第一世界国家行列。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赢得如此靠前的国际排名,是因为它很早就有这样的计划。这也是克莱德从每个成功的例子中得到的新发现。分析完所有的例子之后,他深深地认识到,通往成功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好的管理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府管理形式,而是需要谨慎的计划和合作。换句话说,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设定清晰的目标,制订有效的计划,增强集体凝聚力,使大家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奋斗。

克莱德通过研究得到的经验都写入了最后给以色列的报告当中,并且给出了政策方面的具体建议,从而让以色列能够切实地解决8大要素相关的问题:教育、基础设施、创新力、商业环境、劳动力、公共机构、社会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克莱德承认,以色列面临的挑战很严峻,但是在清晰愿景的指引下,通过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不受意识形态左右的措施,这些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克莱德的管理理论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小到家庭,大到国家。要实现有效的管理,愿景很重要,领导力很重要,培养“团队”的凝聚力也很重要。然而,根据克莱德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制订明智且具体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