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人口数量及结构预示未来

奥古斯特·孔德曾说过:“人口决定社会的命运。”孔德是19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在欧洲和美洲)。经济中心从乡村和封建制度下的农耕劳作向城市和工业资本主义转移。这一转移削弱了封建王权和地主的权力,最终使奴隶制和农奴制被废除。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激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进而引发了包括美国、法国、俄国、希腊、西班牙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治革命。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共活动当中,同时人们也开始主动接受一些新理念:人民主权论、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主义。蒸汽机火车和轮船推动了公路、铁路和运河的修建,更让世界贸易成为可能,非洲、亚洲、欧洲以及美洲之间建立起了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机械制造业的兴起、长途运输量的增加推动了电报、电话和手机的发展,进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人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活动。19世纪的人口迁移率创历史新高,有些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有些人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而这都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就这样,不同的种族和文化空前地融合在了一起。

与科技进步的原则相符,工业革命带来了石油这一更加浓缩的能源。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使生产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根据两位经济学家皮特·林德特和杰弗里·威廉姆森的说法,在1819~1851年这短短的32年间,人们的生活水平就翻了一番,而且人口数量也大幅增加。

在农业出现以前,尽管人类已经有300万年的历史,但地球上的人口总数还不到1 000万。人们学会农业耕作之后,人口随之激增到了好几亿。工业革命也使人口增速大幅提升,18世纪中叶人口已增至7.6亿,1800年则达到10亿。1927年,人口总数又翻了一番,达到了20亿。

这让孔德开始思索人口激增对未来的影响。促使人口发生变化的三个要素——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正在迅速改变整个世界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尽管生产者越来越多,但与此同时,需要从社会获取资源和服务的人也越来越多。

虽然人口结构并不是群体社会命运的唯一决定因素,但绝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前文已经讲过,我们所需要的原材料——资源——是促使变革的最重要因素。然后,我们通过科技——我们发明的工具——将原材料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寿命得到延长。接下来,我们需要保证资源、科技与社会人口相匹配。人口数量决定了劳动力数量和繁衍后代的能力,但是人口结构(包括年龄结构、性别比例、教育程度以及在技能、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别)同样至关重要。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通过人口数量及结构预测未来。比如,婴儿潮的出现就意味着20年后会有更多的劳动人口。只要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和与之相匹配的受过教育的劳动人口,生产率就会大幅提高,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平均每一代人的工作时间是40年。在这40年里,只有持续推动工业和教育事业发展,下一代才能拥有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一代退休时要保证已经打好坚实的基础来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转。

稳定的社会需要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其中就包括社会方面的投入:教育投入、产业发展投入、医疗建设以及交通设施建设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长远考虑和长期计划之上的。这种考虑和计划则属于变革四要素当中的最后一个要素——管理,这也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人口增长危机

工业革命之后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现代科技提高了出生率——实际上,现在女性的平均生育数量已在逐年下降——而是因为死亡率的降低。现在,人们拥有稳定的住所、充足的食物、日益改善的卫生条件,婴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人类的整体寿命也延长了。最典型的是美国:2000年,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49岁延长到77岁。仅仅用了一个世纪,人口寿命就延长了40%。按照这个趋势,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百岁老人。目前,年龄超过100岁的人口每年增加7%。这就意味着,百岁人口每10年就会翻一番。2009年的百岁人口是45.5万,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达到410万。

19世纪的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令人担忧,所以当时许多人开始像孔德一样思考人口对社会的影响,其中包括一些农学家、经济学家和军事家。他们担心的首要问题是,人口的激增是否会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地球环境毁灭性的恶化;第二个问题是,人类智慧和科技发展能否成为最理想的、可以循环利用的资源。

年份

tu_2

世界人口数量

图2

来源:联合国2004年的人口预测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历史人口统计资料。

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持悲观态度。他在《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中指出,人口增长的速度会超过农业生产的速度。马尔萨斯呼吁社会为未来的资源短缺做好准备,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应对策略:一是人口控制,二是谨慎地治理环境。

马尔萨斯的观点对于现代社会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凯恩斯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线索。如今,许多思想中都有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子,比如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经济发展理念。

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土地提供食物的速度,所以人的寿命肯定会或多或少地缩短。人性之恶也会削减人口数量。人性之恶激发毁灭性的战争,但通常也是因为人性之恶,战争也才得以结束。人们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残酷的战争、恶劣的天气、快速蔓延的传染病,成千上万的人将失去生命。而且,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彻底解决,否则大规模的饥荒将随之发生,人口会骤减,直到人口水平与食物水平平衡。

——托马斯·马尔萨斯:《人口论》

然而,法国哲学家雅克·卢梭(1712~1778)并不认同马尔萨斯关于资源短缺的观点。卢梭的著名专著《社会契约论》以民主政府、赋权予民(工业革命时期出现的新思潮)以及西方传统政治体制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关于人口增长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受内在道德的约束,而且人类与生俱来就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要人是自由的,便可以找到摆脱资源困境的方法。美国人口研究协会的会长史蒂文·莫舍(Steven Mosher)曾说过:“人口增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每一个需要食物的胃都同样伴随着能辛勤劳作的双手。每一张需要吃饭的嘴后面也有个拥有智慧和创意的大脑。我们有能力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数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解决这类问题。”一旦人类面临严重的资源短缺困境(无论是食物短缺、水资源短缺还是矿产资源短缺),人类都能创造出新科技来提高效率或者找到合适的替代物(例如卡梅伦通过植物和微生物制造出的类似石油的物质)。

马尔萨斯和卢梭的观点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有各自的正确性。的确,全球变暖正在上演,石油资源也非常有限,环境恶化正在全球蔓延。

然而,从人类历史来看,人类的生活状况实际上是越来越好了:生存变得简单,寿命得到延长,生活更加舒适。与马尔萨斯的预测截然相反,随着人口的增多,食物不但没有出现短缺反而更加充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材料的成本反而下降。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如今人类已经不再需要以暴力手段来求生存了。进化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这种更加温和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心理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每次科技革命过后,社会群体都会随之扩大,变得更加多元化,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平克称,比起通过犯罪方式,现在人们通过与他人合作反而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他还提到,尽管人口激增,但是全球的奴役状况、专制统治、封建的活人献祭以及虐待都在减少。实际上,越来越复杂的文明社会也让人们变得更加文明,使人们能够通过道德(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并提高人权意识。

一个危险的跷跷板

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某个观点更正确,而是让读者明白,对于某些问题的争议确实存在,而且对各个证据的解读不能过于简单。当我们展望未来时,从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观点可能跟你的直觉相冲突,或者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但即便如此,你也有必要全面分析各个观点,这样才更有可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找到解决方法。

人口剧增不仅影响经济、环境和安全,而且给医疗、教育、能源、农业、工业以及移民等都带来了一些问题。这还引发了计划生育应该个人自愿执行还是集体强制执行的问题。各个领域是相互联系的,一个领域发生变动,其他领域也会有相应的反应。将所有领域的反应都考虑在内并进行权衡,才能做出最恰当的决策。

然而,要做出正确的决策,你并不需要是一个精通所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尽管你可能会去咨询相关专家),你只需拥有一个尽可能开阔的视野。就像透过飞机窗户观看整个城市的布局一样,当你站到一定高度时自然就能俯瞰全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区是大片沙漠还是星湖环绕,该市的商业区与工业区、农业区的联系,哪些地方人口最密集,哪些地方交通最繁忙等。你看到的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每一部分都在其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思考、想象未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四要素的现状与变化。当你从整体视角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从各种理论的条框中跳脱出来。比如,在思考人口剧增的问题时,我们既不能因为马尔萨斯的理论而过度悲观,也不能因为人口增长从未催生过大问题而过于乐观。我们应该做的是,就人口的三大驱动力提出问题并找到答案。这三大驱动力就是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

虽说世界人口又将再增长10亿,但是出生率从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稳步下降了。这一情况在工业化国家(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澳大利亚等)尤为突出,其中一些地方的出生率甚至低于人口更替率。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每一代的人口总数都低于上一代。

虽然只有小部分国家的人口总数在下降(比如日本、德国、立陶宛和乌克兰),但是由于人类的寿命延长以及人口迁移,大部分国家当前的人口总数趋于稳定或者略有增长。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口却在激增。医疗条件的改善不仅使工业化国家的老年人口增长,也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年轻人口膨胀”的现状。过去,某些地方的婴儿死亡率一直极高;近年来,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这一态势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扭转的结果就是大规模的婴儿潮: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南亚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人口中有30%都低于30岁。中东地区是世界上失业率最高的地区,该地区的年轻人口数字更是令人震惊:60%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而且这一比例预计在2015年将上升到75%。

整个世界的人口状况犹如一个危险的跷跷板。跷跷板的一端是出生率急剧下降的地区,该地区蕴藏着巨大的财富和机会;另一端是年轻人口剧增的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限。从工作机会和劳动人口相匹配的角度讲,我们现在需要的人口出现在了不应该出现的地方。下面的列表显示了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数量与发达国家人口数量的比例变化。

1975 3 ∶1

2009 4.7∶1

2050 7.5∶1

经济与人口的难题是我们未来几年亟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已经延长,但出生率却在下降。现在的问题是,当上一代的劳动人口变成老龄人口时就需要更多的社会服务,然而现在却没有足够的劳动人口来提供这样的服务。更让人担忧的是,大量的老龄人口所需要的退休金和医疗服务会超出社会机构的承受能力。这是马尔萨斯式的观点。

经济学家将劳动人口与非劳动人口的比例称为抚养比。这是衡量社会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健康的一个有效指标。即使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十分成熟健全——结构稳定,生产和交易活跃——但如果需要照顾的人口多于劳动人口,结果也是不容乐观的。

总人口抚养比(GDR)

GDR=(儿童人口数+ 退休人口数)/劳动人口数×100%

老年人口抚养比(ODR)

ODR=退休人口数/劳动人口数×100%

注:儿童人口为0~15岁,劳动人口为16~65岁,退休人口为65岁以上。

抚养比越高意味着,依靠政府补助的人口越多于劳动人口。老龄人口或任何非劳动人口的增加都会让社会变得头重脚轻,抚养比就会上升。从根本上讲,这样的人口结构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缓解环境、社会和经济压力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人口迁移。如今,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了人口迁移速度的加快,包括全球化、经济差距(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差距)、矛盾冲突(迫使人口迁移)和人口老龄化(最明显的是日本、韩国、美国、西欧国家)。当全球人口增长、人口迁移的速度也同时加快时,新问题就会不断涌现,包括:

·10~15年之后,在发达经济体婴儿潮出生的那代人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发展中国家中激增的年轻人口却急需解决就业问题。届时,整个世界将会是什么情形呢?

·如何让不同地区、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以及有着不同专业技能的劳动力相互补充?

·如果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如何让本国人克服对外国人的恐惧心理?

这些问题便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戴维·布卢姆试图解决的问题。他发现,将西欧的抚养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抚养比相结合便可以得到一个老年人口与年轻人口均衡的人口比例。戴维说道:“这个结果使我眼前一亮,也许通过更多的全球移民可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

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移民逐渐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贡柴罗·范胡尔:《寻求“合适”的跨境劳工管理方法》

然而事实不可能这么简单。抚养比虽然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但一定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不管人口受教育程度有多高,不管国家政策如何巧妙,也不管该国的工业有多么发达,若抚养比过高就极有可能将经济增长扼杀在摇篮中。

简单来说,增加劳动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引进外来劳动人口便是直接快捷的方法。此外,这也是防止社会因为抚养比过高而崩溃的必要方法。

人口剧增、抚养比上升和食材短缺等复杂问题是每个国家未来30年都会面临的问题。提前采取措施是极有必要的,这就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计划并采取巧妙的手段。

我们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入手解决抚养比过高的问题,从而实现调整社会人口结构的目的:

·人口控制。可以通过强制方式,比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可以采取鼓励方式,比如印度刚刚通过的蜜月套餐政策——新婚夫妇如果推迟两年怀孕就能获得一笔政府提供的现金奖励。

·根据人口寿命的增长率,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们通常会非常欢迎这一政策,认为它鼓励“老有所为”。

·鼓励外来技术人员定居本国(地区)。

·通过制定职业发展规划帮助那些失业者和没有专业技能的人找到工作。

·养老保险由国家负担的方式转为民间投资的方式。

制定正确可行的策略需要有宏大的格局观和勇气。要想创造就业机会和培养专业人才,各个领域都需要努力创新。每个国家都需将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相结合,为引进国外的优秀人才创造就业市场和就业通道。个人和企业也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个人要积极适应退休年龄和居住环境的变化,企业要为各个年龄层的员工提供培训机会。

解决人口难题的过程注定不会轻松,可能还会遭遇各种抵抗。如今,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作机会已慢慢流入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这导致发达国家的许多劳动人口找不到相应的工作。所以,当外来移民“霸占”了“本属于自己”的工作以后,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觉得自己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威胁——一方面担心就业管理和服务质量下降,另一方面害怕外来人口抢夺自己的饭碗。

食物资源恐慌

人活着就需要吃饭。人对食物的需求是决定未来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自然因素。要想获取食物,我们就要有肥沃的土地、充足的水资源和能源。所以,当人们在某一地区获取这些基本资源时困难重重(不管是因为自然原因还是人为原因),他们便会迁移到土地、水资源以及能源丰富的地方去定居。

当食物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源(这些资源也是生产出更多食物的最重要的保证)充足的时候,人们会拼命捍卫自身对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实际上,所有的管理制度、外交关系、国际条约都可以视作各个地方的居住群体对自身资源的所有权声明。这相当于从法律上向对方申明:“你远离我的领土,我也远离你的领土——如果你想要从我这里获取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商量着做个买卖。”某一方如果违反了双方达成的协议,就会遭到惩罚。这种惩罚包括外交谴责、报复性关税、贸易制裁甚至全面战争。

下一章我们会进一步讨论国家政策如何确保民众长期有饭吃这个问题。由于土地资源、水资源和能源的分布在迅速发生变化,而日益增长的人口也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上述情况如何导致人口的全球迁移加速。

虽然移民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当外国人想要成为本国人的时候,本国人会本能地抵触任何外来力量的入侵。这种抵触也是符合常理的。然而,拒绝新移民不一定符合本国人的利益,因为从长远来看,本国人也需要更多的人口来抚养自己的子民(也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如今,发达国家抚养比的上升意味着全球人口与资源的分配亟须重新调整。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人口迁移。

外国移民的需求与本国自我保护的本能会产生冲突,因此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冲突极易爆发,爆发的结果则是彼此的偏见仇恨以及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随着本国人对食物资源、水资源、工作岗位、人力以及自由活动空间越发感到不安,资源竞争也就变得越发激烈。

自我身份认同(对自我的认知,一种本能的情感依附)与自身利益(对自身经济安全的理性认识)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呢?务必小心地处理。

我们要尽量克服对他国的出于本能的强烈排斥心理,否则我们可能无法对未来做出理性的分析与判断。要解决移民这种会引起民众反感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退一步,认真审视一下我们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维模式是否正确。在具体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进行道德审判,而是将其视为一项必要的经济政策。正如2006年500名经济学家在寄给美国布什总统的一封公开信里所写的那样,移民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消除贫困的项目,因此解决移民问题最重要的是:“如果解决方案能够适应发展要求(能够保证教育和劳动力发展),那么一些敏感的文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移民带来的新机遇

移民不仅可以提供年轻的劳动人口,而且会以一种健康的方式,使其自身与当地的文化艺术、思想、饮食以及价值观有机融合,从而使当地能够更好地应对国际市场与全球事务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欢迎外来移民参与到本国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当中,那么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便获得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预测: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人口预测,未来美国82%的人口增长都将来自于2005~2050年的外来移民。换句话说,未来的美国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

有些人认为金钱能让世界运转,也有人认为让世界运转的是爱的力量、关系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或者权力的力量。然而不管哪种理念,可以肯定的是,要让世界运转,人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有了人的参与,整个人类世界才得以运转。所以,不同的人便会造就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