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什么样的收入不均程度算合理?

收入不均:根据研究估计,收入不均的扩大,约有两成是由全球化对工资造成的压力导致的。

贫穷与收入不均(inequality)的主题经常纠缠在一起,但它们完全是两回事。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贫穷是指收入低于某个水平。收入不均是指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贫穷率下降时,很有可能社会贫富不均的程度便会加剧。例如,经济强劲增长,会帮助穷人变得稍微有点钱,但会让富人变得更有钱。同样,当股市大跌、经济衰退时,很可能穷人会稍微变穷一点,但富人可能会输个精光;在这种情况下,贫穷率提高了,但收入不均程度反而下降了。

基本上,人们出于不同理由而关心贫穷与收入不均问题。贫穷让人们没有能力负担基本的生活必需消费,收入不均更多的是影响人们对公平性的感受。在一个公平的社会,报酬和不平等不应该受到出生、家庭背景甚或运气的摆布,而应该与人们的努力和技能有合理的因果关系。

家户收入5等份评估法

为了衡量收入不均,我们需要用一些方式来描述整体收入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的状况,而不只是收入低的族群。标准方法是把收入分配分成5等份、10等份甚至100等份,然后算出每一等份的人的收入占整体收入的比重。为了简化,我们将采用5等份评估法(有一些情况会用到前5%的族群),如果收入分配的每一等份都恰好是那一年总收入的20%,那么收入就是平均分配的。

来看看美国社会,最低收入组所得收入的比重远低于总收入的20%,而最高收入组所得收入的比重远大于20%。2009年,美国收入分配的最低收入组占总收入的3.9%,第二低收入组占9.4%,中间收入组占15.3%,第二高收入组占23.2%,最高收入组(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家庭)占总收入的48.2%。如果你进一步观察最高收入组,属于收入分配前5%的族群(2009年,收入高于18万美元的家庭),其收入就占了社会总收入的20.7%。

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有增加的趋势。1975年,最高收入组占到总收入的40.7%,1985年占到43.1%,1995年占到46.5%,2000年占到47.7%,而在2009年更高了一些,占到48.2%。最高收入组占总收入的比重多了7个百分点,这是相当大的变化,而且如果你更仔细地观察最高收入组,会发现增加的7个百分点几乎全跑到收入分配前5%的族群中去了。

这样的收入不均,应该成为公共政策议题吗?某种程度的收入不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举例来说,人们通常在20多岁时赚得比50多岁时少,退休后,收入将再次下降。因此,在整个人口中,会有一些随着年龄而来的收入变化。从某一年到下一年,你会看到变化发生,人们可能会有特别好或特别坏的一年,不同的产业(建筑、农艺、投资、电子)也会有好或坏的年头。而且,人们会对自己的获利能力有一些选择,例如选择何种职业生涯、工作多少小时、做几份工作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选择都会导致收入不均。完美的平等不是一个可达成的目标,较好的问题可能是:目前收入不均的程度合理吗?

问题在于“流动性”

处理这个问题的一种方式,是观察收入分配的流动性。在任何时候,收入分配都是一个概况,它告诉你在某个时间点,人们位于哪里,而非他们正在向上、向下或是稳定发展。人们随着时间移动的迹象,表明他们不会一直陷入某个收入水平。为了研究人们在收入分配中的移动情况,你需要持续追踪同一批人,大部分政府不会做这种调查,它们聚焦于整个人口,而非个人。然而,密歇根大学的收入动态追踪调查(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PSID),从1968年起就持续追踪美国人口的代表性样本。

PSID数据显示了人们在收入分配5等份之间的合理移动量,但这种移动大多是在一个或两个等份之间发生。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会上移一点,但他们很少能持续移动到最上层。同样,处于收入分配最上层的人可能会后退,但他们很少会一直退到最底层。流动性的比率,并未随着时间改变太多。比较过去30多年,美国人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呈现出更多的隔代流动性(也就是说,子辈容易和父辈保持同样的或相近的经济地位)。因此,虽然收入不均的程度逐渐加剧,且有一些流动性,但更大的流动性不会抵消恶化的收入分配。

是什么因素驱使美国的收入不均在过去30多年加剧?全世界大部分的高收入经济体,在同一时间,收入不均也有一些增加。最大的理由似乎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改变,以及它们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如同本书讨论过的,劳动力市场不是一个庞大僵化的市场,而是由很多不同市场组成的,例如建筑工人市场、医生市场等等。技术工人的供给量随着时间逐渐增加,今天的学生比起他们的父母、祖父母,更可能完成高中学业,而且至少可以继续上大学。但是,科技的非凡发展也明显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举例来说,信息科技明显提升了技术人员的生产力,使用试算表软件编制财务报表的人可以告诉你其中的差异。相反,薪资水平较低的那一端,很多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都消失了,因为科技进步减少了对低技术劳工的需求。

科技并不是收入不均恶化的唯一原因。进出口贸易(或全球化)的增加,意味着美国的工人必须更直接地和低工资国家的工人竞争,这会压低企业对美国低技术劳工的需求与工资。根据研究估计,收入不均的扩大,约有两成是由全球化对工资造成的压力导致的。

工会的减少已经改变了美国的收入分配,而且导致收入不均扩大。在历史上,工会可促使收入平均分配。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约1/3的美国劳动力加入了工会。到了21世纪最初10年中期,工会成员的比例掉到了13%左右;如果把公家机关的工会(例如教师工会)排除在外,只有8%的民间部门的工人加入了工会。

什么公共政策可以减少收入不均?一个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对高收入的人课征重税。有趣的是,随着收入不均的扩大,那些高收入的人缴纳的联邦政府税金的比重也显著增加。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1980年,收入排行前20%的人的纳税额,占联邦政府总税收的56.3%,其中不仅包括所得税,也包括社保、医疗保险、消费税,以及他们最后通过公司所得税间接支付的钱。到了1990年,这个比重上升至57.9%,1995年占到61.9%,2000年占到66.7%,2007年占到68.9%。如果只看收入排行前5%的家庭,他们在2007年所缴的税,占联邦政府总税收的44.3%。总之,那些收入较高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收入,但他们缴纳税金的比重也增加了。

无论用什么形式,把更多的金钱分配给穷人都会减少收入不均,但如同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讨论的,这类政策必须小心设计,才能维持就业动机。重新分配可能也无法解决收入不均扩大的社会根本问题,例如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不一样。

有些人大力提倡扩大薪资收入租税抵减制度,这个概念是,如果某人全职工作,那么我们应该确保他赚到像样的工资。积极采用这个政策工具来减少收入不均,可能要付出高昂代价,但它可能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例如家庭稳定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减少。

用于减少收入不均的政府预算,不一定要直接付现金给贫穷家庭。可采取扩大公立学校或学校午餐计划预算的形式。在某些地区,可以扩大公共交通,低收入家庭往往会比其他人更常使用。政府可以花更多的钱保护小区的公共安全,例如在低收入地区配置更多警力。政府可以在公共领域投入更多资源,例如图书馆、公园、学校(尤其是课后辅导计划)和小区活动中心等。这类措施不是直接把钱分配给中低收入的家庭,但它们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资源的安全程度,这才是低收入家庭急需的。虽然收入不均逐年恶化使我烦恼,但我比较担忧的是穷人每天面对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富人的高收入。